南京市民刘先生在地铁站捡到一空钱包，怕失主找过来，诬赖自己拿走了钱包里的钱，便找来4个旁人作证，然后才敢拨打110报警。（1月4日《扬子晚报》）

　　有人戏谑地说，在当前社会，“路不拾遗”现象已蔚然成风，拾金无人敢昧。而刘先生的行为，无疑是为这个说法添了新的例证。

　　路不拾遗，向来是指民风淳朴，民心向善。但在今天，频频出现的“人们见失物避而远之”现象，却是变了味———人们对失物视而不见，或者捡到后自证清白，考虑更多的，是怕“被钓”，落入居心叵测者预设的陷阱。不久前江苏淮安卖豆饼老太周翠兰拾钱归还，却被诬“将钱据为己有”并遭起诉的事件，更被奉为教材，给不少人上了“防人之心不可无，亦不可低”的“警惕学课程”。

　　看到失物“躲犹不及”，这耐人寻味。与其归咎于人心的惯常冷漠，或者道德撒娇，倒不如说这缘于人们对“做好事”风险的本能规避。彭宇案引发舆论震荡，许多人从中抽离出的梗概就是———做了好事反遭殃。在彭宇案的社会效应下，助人为乐、归还失物的荣誉感，逐渐消解在人们警惕甚至狐疑的眼神里，防备心让它贴上了“小心中计”、“谨防落入圈套”的标签。人们担心，如果自己捡起了钱包，结果是像雷锋受人感激，还是像彭宇被反钉一耙，实难料也。

　　尽管彭宇案、梁丽案、周老太事件早已画上句号，但它们带来的心理震慑，却无法消除。事件本身虽然微小，可被裹挟在社会学阐释、文学解读等中，就像涂抹上了数层“意义的奶油”，供人品味、把玩。而人们品尝后的嘴中余味，就是所谓的“经验教训”“覆车之鉴”。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分析“陌生人社会”时，指出失去了“人情与血脉”联系的人们，面对社会中来来往往的陌生人，会自然而然保持几分“警惕”，这种警惕，又表现为疏离、冷漠。但无可质疑，剥离文本的渲染、解说，对于这种“人之本性”偏向产生了部分的价值导引，若动辄就上升到“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只会引发信任内耗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要努力弥合人际信任的裂痕，一方面社会话语不要过多借题发挥，而要起到更多“补牢”功能，这样，变味的“路不拾遗”才会离我们远去。

　　□ 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