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胡续发  林 伟   　　1950年5月5日晚，琼州海峡海面飘起了薄雾，若隐若现。雷州半岛海安港。趁着夜色年仅18岁的褚国元踏上小帆船，向着对岸的海南岛起航了。 　　和他一起踏上人生新征程的是经中共华南分局挑选的50多名财政系统精英。他们的任务特殊而重要，艰巨而复杂，既不是渡海歼敌，也不是搜捕匪特，而是为了帮助海南军政委员会接管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烂摊子，建立新政权。 　　烽火连连，硝烟漫漫。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国民政府的接收和管理，到1949年左右，海南民生凋敝，经济崩溃，财政、金融、工商、农业等秩序混乱，社会危机重重。为了帮助海南解放后建立新政权，恢复社会经济秩序，发展工农业生产，中共华南分局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从广东省财政、（金融、盐务、邮政）卫生、公安等系统抽调厅局级和处科级干部，支援海南军政委员会开展战后重建工作。 　　选人 　　60年前，18岁的褚国元（后用名褚石）的身份是中共华南分局华南财经委员会（简称“华南财委”）人事教育部干部组织处党务干事，他的上级领导易秀湘为华南财委副主任。当时的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同时兼任华南财委主任。 　　1950年初，中共华南分局召开紧急战地会议。会上，在叶剑英的询问下，出席会议的琼崖纵队有关负责人提出，海南解放后，需要接管国民党留下的各种档案和敌伪财产，但是缺这方面的领导干部和专业人才。 　　据省档案馆的档案记载，当年海南军政委员会向广东省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海南的政权干部在数量上不算太少，但在质量上与应付工作的要求差得太远，最缺的是中间层科级干部”，“主要负责干部已初步确定，科长级干部尚缺半数以上”。 　　对琼崖纵队的请求，叶剑英当即表示支持，指示由华南分局组织部和华南财委人教部负责，选派部分领导能力强、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厅局级干部和处科级干部，支援海南新政权建设。考虑到海南方言因素，叶剑英要求从广东省优先抽调海南籍干部，数量不够的话，从方言接近的福建籍干部中抽调，如果再不够，可以从其他省份籍贯的干部中抽调。 　　随后，50多名厅局级、处科级干部被选中，赴海南参与接管工作，其中有广东省工业厅厅长、粮食厅厅长、卫生厅厅长、海关副关长、广州市委秘书长、高教局局长、公安局副局长、人民银行珠江支行行长等，“这些人要么级别高，要么是业务骨干。”祖籍山西的褚国元也成了其中一员。 　　档案对华南分局派人支援海南也有记述，“以原琼崖临时人民政府为基础，加上从广州调来一百多干部，建立起军政委员会的初步机构。”由此看来，褚国元这批50多名财政干部只是援琼干部中的一部分。 　　出发 　　彼时，解放前夕的海南在国民党统治下，市场混乱，物价飙升，货币贬值。在作出抽调干部支援海南建设决定的同时，叶剑英嘱咐易秀湘，派赴海南的财政干部带一部分货币（银元），压一压市场，保证人民生活不受影响。 　　易秀湘随即作出部署。货币好办，华南分局财委联系广东省财政厅迅速筹集。但是当时的流通货币是银元，支援海南数目巨大，用一般的马车等运输工具拉到海南，显然行不通。最后，华南财委决定，由华南运输公司通过我香港地下党组织，进口60部大汽车，既送干部又送银元。诸国元对当时支援海南货币具体数量并不清楚。　　 　　关于这段历史，省档案馆1950年的档案里只有“（海南军政委员会）在财经收入方面，除上级拨来现款外，由军管会拨款5亿5千万元”等模糊记载。 　　人和资金都到位了。4月底，50多名奉命接管海南的干部，搭上通身漆黑的60部汽车，坐在一袋袋用麻袋装好的银元上，从广州出发了。 　　车队浩浩荡荡开到广东开平县后，速度再也快不起来。“路上堵得很厉害。”褚国元清晰地记得，沿途10多万大军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地忙着做渡海作战准备，路边的大河小溪、水沟水田里，都有战士学游泳，学摇橹划船，练习水上射击；支援前线的群众也扛的扛、推的推，运送粮食、蔬菜等物资；道路十分拥挤。谁知又碰到雨季，天上雨下个不停，地上土路泥泞不堪，每过一个渡口还要等上三四个钟头，车队行进速度很慢。 　　到了湛江吴川县时，车队机要组突然接到上级通知：5月1日海南解放了。顿时，50多名干部跳下车尽情欢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根据形势，上级要求车队加速前进，并要求部队派车开路，一路护送。 　　5月5日下午，车队抵达海安。遵照上级安排，银元从车上全部卸下，交由部队保管，并由部队负责押运到海南军政委员会。60部汽车和机要组工作人员完成任务后，返回广州。  　　接管 　　褚国元记得，5月5日晚，从未在海上坐过船的他和另外9人共乘一只木帆船。晚上浪大，不时把小船冲上二三米高的浪尖，惊得大家死死抓住船沿，生怕掉进海里，胃里翻江倒海呕吐不止。海水进了船，大家湿淋淋的在海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死之夜。 　　第二天早上8点，50多位干部终于抵达海口秀英港。海南军政委员会派了一辆木炭车来接，褚国元是第六批上的车。他们入住在当时海南最好的旅店———海口市中山路大亚旅店。中午时分，一大锅冬瓜汤，每人一盘绿豆芽，另加一小块红烧肉，便是他们的午餐了。在海上飘零一夜的接管干部们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这顿饭吃得很香很饱。”褚国元记忆犹新。 　　海南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政权机构、物资财产和档案资料一律实行军事管制，由解放军部队暂时“封存”，等候接管。50多位支援干部刚到海南，就分别获得海南军政委员会的任命，接管反动政权。 　　据史料记述，当时按性质建立接管委员会，计分军事、政务、财政、交建、文教、公安等6部分，在各接管委员会之下设若干小组，以更好接管政权。当时，褚国元受命担任接管海南国民党财政署副军代表，负责“揭封”敌伪财产，包括黄金、银元、法币、美元等。接管干部们全面清理，登记造册，至当年9月，接管工作基本结束。 　　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令褚国元至今难忘。他们刚在海南落脚不久，华南分局支援的60车银元也由部队运抵海口。接到接收银元的通知后，在中山路办公的财政干部囿于交通工具匮乏，便在路边随便招手拦下20辆人力三轮车，交代三轮车夫们直接到位于新华南路的海南军政委员会搬运银元，再拉到中山路财政办公室。 　　“20辆三轮车拉了整整一上午，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趟。离奇的是，当时居然没有人想到要派人押运，后来想想也觉得后怕。”当时褚国元没有听说少一分钱，“要知道这批银元都是麻袋装的，鼓鼓囊囊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钱。” 　　立制 　　接管工作基本结束后，海南军政委员会公布了新的政府机构和人事安排。18岁的褚国元当上了海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处秘书科长，该处还设置供应科、会计科、农税科、审计科、监察科，财政处全面负责海南党、政、军、民的吃穿住用行。 　　新的财政处设立后，一套财经制度也在摸索中逐渐制定。从9月份开始，海南党、政、军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按职别享受大、中、小灶待遇，统一供给衣服、被服、鞋袜、蚊帐、牙刷牙膏等日用物资；海南一级和各县（市）党、政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设立会计总账、明细分类账、现金账和月、季、年度会计报表制度，若不执行，停止拨发各种款项；征粮、征税的比例，通过典型调查进行试算，在原税率的基础上自报评议，通过推算，得出营业税和农业税的合理税率，以减轻人民负担。 　　到当年11月左右，海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处已初步建立起一套财经制度，海南财经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次年初，海南财经会议首次召开。据档案记载，本次会议“确立和通过财经各种制度”。 　　在这批援助海南的50多位干部中，绝大多数完成任务后，在当年底和次年底分别离开海南回到广州，唯有褚国元（离休前任海南省外经委副主任）、陈榜波（离休前任海南省财税厅副厅长）、杨敬超（离休前在海南省供销社工作）从此在这片热土上扎根。  　　60年一甲子，岁月如梭。眼前的褚国元已78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翻开记忆深处那尘封的一页，他仿佛又回到了60年前支援海南的日子。50年前，年仅18岁的褚国元是经中共华南分局挑选的50多名财政系统精英中的一员。当时他们的任务特殊而重要，艰巨而复杂，是为了帮助海南军政委员会接管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烂摊子，建立新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