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海案”的浮出,使被称为“毒树之果”的刑讯逼供问题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作为干扰司法公正的顽症，刑讯逼供在刑法学界被形象地比喻为“毒树之果”，即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口供是“毒树”，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进而获取的其他证据则是这棵树上的“毒果”。“毒树之果”害人不浅，“毒树”的土壤理应清除，“毒果”理应坚决销毁。 　　近现代刑法学创始人贝卡利亚在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尖锐指出，刑讯“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奇怪后果：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被屈打成招为罪犯。”一个人从有犯罪嫌疑被拘留，到最后判刑，中间要经过侦查、批捕、起诉、审理等一系列程序，而刑讯逼供自然成为了冤案的源头。 　　长期以来，一些司法人员存在“口供是证据之本”、“刑讯逼供利大于弊”等误区，还有重实体轻程序，助长了野蛮的刑讯之风。有的办案人员甚至形成了一套工作方法：侦查机关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以犯罪嫌疑人供述为突破口最简单、最快捷，于是不择手段撬开嫌疑人的嘴，取得口供，再找到有关物证，从而证明口供的正确性。而在这个种植“毒树”的过程中，“毒果”也在孕育之中。 　　必须看到，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但由于相关制度不配套，仍然难以落到实处。遏制刑讯逼供，就要通过各个司法环节设置严格的程序和配套制度，比如警察讯问全过程的录音或录像；提高讯问的透明度，扩大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范围与机会，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警察的讯问时，要有律师在场；赋予看守所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权利不受侵犯的职责，以加强对讯问过程的监督和制约，以及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等等。 　　遏制刑讯逼供，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一剂良方。也就是说，司法人员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刑讯逼供、非法搜查、扣押等所取得的证据，应认定为无效证据。坚决舍弃“毒树之果”，无疑是法治发展的方向。如果检察机关在批捕、起诉环节，审判机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及时发现并排除非法证据，科学地规范、引导司法人员对证据的收集、审查及运用，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记者 杨维汉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专电） 　　新华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