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叩名门

　　罗文华

　　我在北大上学时的宿舍楼位于校园南部，从那里去西北方向，比如去五院中文系办事，去俄文楼上课，去西校门内的办公楼开会，穿越燕南园是最为近便的。但同学们都很自觉，只要时间来得及，就尽量不穿越燕南园，宁肯绕点儿道；确有急事，要抄近路穿越燕南园时，也是悄然而行，“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大师未必都住燕南园，但住燕南园的必定都是大师”。有人统计过，八十多年来，历史学家洪业、翦伯赞、齐思和，数学家江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褚圣麟，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冯定，化学家张龙翔、黄子卿，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家朱光潜，生物学家沈同，法学家芮沐，文学家林庚，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等，这些大师都曾在燕南园居住过。他们或居一座西式小楼，或住一套中式庭院，待遇优渥，生活安逸，在各自的书斋里做着各自的学问。燕南园鸟虫常憩，草木悠然，好似世外桃源。上世纪八十年代，燕南园周围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商店，园里的主人们又多至古稀之年，很少走动，整个园子更显得异常幽静。那时，我所见进进出出燕南园最多的老人，就是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了。

　　我聆听朱光潜先生的教导，是在北大图书馆外的长椅上进行的。

　　那时我整天泡在北大图书馆里，与馆里的工作人员处得非常好，他们就在理科教师研究生阅览室给我设了个专座，极大地方便了我的学习。我的专座是一把形制高大的明式太师椅，看书间歇，举目窗外，可以俯瞰图书馆东草坪全景。当时图书馆东门外还庄严地矗立着毛泽东的巨大塑像，塑像前面形成一个小型广场，广场靠近草坪处设置有两排长椅。有一个时期，朱光潜先生时常在午后从燕南园出来遛弯儿，走到图书馆东边，就坐在朝南的一个长椅上，悠闲地晒着太阳。我从阅览室的窗子一见到朱先生出现，就下楼出馆，坐在长椅上与他聊天。有时馆里的工作人员看见这位瘦弱矮小的老人，也会提醒我：老先生在那儿等你呢。

　　我的印象中，朱先生是一位亲切随和的长者，喜欢和学生谈心，很有兴致与耐心。他的安徽桐城话说得比较缓慢，但眼睛里却时常闪烁着睿智的光芒，让人无法不专注地倾听他说话。在看似轻松愉快的闲聊里，他那深邃的思想就不知不觉地流入了我的心田。当时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同学们几乎是人手一册，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同学们也很关注，我就这两本书的内容向朱先生提过几个问题；更多的是请教有关朱先生自己著作和译著中的一些问题，包括他写的《西方美学史》、《悲剧心理学》、《谈美书简》，他翻译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黑格尔的《美学》等。朱先生有的详细解答，有的则用两三句话说出要点，给人留下深入思索和继续探究的空间。

　　朱光潜先生给我的启示是：研究任何学问，包括美学，都不能玩概念、套公式，或拘守于几个僵化的教条，不能坐井观天、画地为牢和故步自封。读书、做学问，不能脱离鲜活生动的实际。他极为欣赏朱熹的一首诗，并为我轻声吟诵过：“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说起这首诗的末句写得尤其好，意味无穷。他指出，中文系的学生特别要注重学习西方的学术经典，善于批判性地接受与继承人类文明成果。朱先生的谆谆教诲，对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影响深远，我们在继承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自觉地抵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我永远记得，1986年，八十九岁高龄的朱先生在逝世前三天，神志稍许清醒，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忙劝阻，他却说要赶在死前把他翻译的维柯的《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他多次说过，《新科学》对于中国太重要了。

　　我的同学、著名媒体人阿忆深情地回忆说，曾经有两次，当他穿越燕南园时，朱光潜先生隔着矮墙送给他一朵小花。我和阿忆都认为，那不是一朵普通的花，它分明是人类精神之树的果实，是一代宗师临终前无言的暗示，先生不断越过隔墙，把旷世的风范播撒在晚辈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