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卢国仪 　　解冻时节的艰难起步 　　1952年2月8日晚，我的父亲卢作孚因为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在重庆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去世。在他离开人世后的漫长岁月里，我的母亲及我们做儿女的一辈经历了巨大的磨难，就连孙辈都因此而受牵连。 　　“文革”结束后，我萌生了争取为父亲恢复名誉的念头。 　　有一次，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个以前熟悉的名字———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立刻回想起五十年代初，我曾随同父亲在北京见到过当时担任周总理秘书的童小鹏。于是，我在1977年3月28日给童小鹏写了一封信，询问中央是如何为父亲的死亡定性的，并请求为我的父亲恢复名誉。 　　中央统战部1977年4月19日关于此事有一封工作回函，内容中有“卢作孚曾任蒋帮伪交通部次长，解放前夕逃香港”的说法，这显然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从这以后，我就踏上了为父亲恢复名誉的艰难之途。 　　上书邓小平、胡耀邦为父鸣冤 　　我父亲卢作孚于1950年6月从香港返回大陆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当时邓小平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胡耀邦任川北行署专员，他们对我父亲是了解的，也是非常尊重的。考虑到这个因素，我又于1978年分别写了长信给邓小平、胡耀邦，请求中央为我父亲恢复名誉。同年8月，我便收到了中央组织部寄给我的函件，告诉我：“你给胡部长的信收到。遵照领导的指示，我们与中央统战部商议，关于你父亲结论的问题，已请四川省委统战部会同重庆市委统战部办理，待有结果后，他们将会通知你。”  　　收到这封信，我们感到特别高兴，一家人怀着期待的心情静候佳音。但是，将近一年过去了，此事再无消息。1979年6月初，我心绪不宁地来到北京，住在父亲的生前好友陈铭德、邓季惺两位长辈家中，并拜望了父亲的好友古耕虞老伯。在与他们谈话时，谈及为父亲恢复名誉之事毫无进展，说到伤心处，我不禁泣不成声。在我奔走的过程中，几位老前辈都尽其所能地给我提供了帮助。 　　1979年9月底，我得到消息说，四川省委统战部已做了一份关于父亲的结论，呈报中央后，中央领导人已做了批复。这份结论肯定了父亲生前的工作，至于死亡原因，则说是“由于对党的资产阶级改造政策体会不深”而致。我认为，这样的说法仍不是实事求是的。 　　历史尘埃终于被拂去 　　1979年11月，我与哥哥国维、国纪、弟弟国纶与四川省委统战部进行了会商，他们听取了我们提出的意见。 　　1980年8月，我的大姐国懿带着子女一行五人，从美国来探亲，到达北京。在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见面时，大姐就中共中央对父亲恢复名誉一事的关心表示了感谢。大姐说，为父亲恢复名誉将对海外有很大影响。 　　之后，我就陪着母亲蒙淑仪和大姐一家离京赴成都。在成都，四川省委统战部的领导接见了我们，向我们宣读了修改后的结论稿。在最后定稿中，我们提出的意见已经被采纳。 　　当晚，我们即离开成都赴重庆，母亲率我们子女和孙辈去为父亲扫墓。父亲逝世后，由于某种压力，只能草草葬在南岸的乱坟山上。黄土一抔，此时看来更觉悲凉。在父亲的墓前，我们想到他老人家几十年的沉冤终于昭雪，都不禁落下了热泪。 　　大姐返美后，我回到长春，即收到四川省委统战部来信，告知关于大姐来访的新闻稿于1980年9月1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第四版。这是在1952年2月以后，卢作孚的名字第一次在境内媒体上出现。 　　不久，四川省委统战部的正式结论文件下发了，对父亲的一生做了充分肯定：　　 　　原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原名卢思，男，四川合川县人，1893年生，1952年逝世，终年59岁。卢作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工商业者，早年创办和经营民生轮船公司，对发展民族工商业起过积极作用。解放后，他热爱祖国，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曾从香港组织一些轮船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对恢复和发展内河航运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生前曾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先生不幸逝世。 　　转眼间30年过去了，我如今回想起为父亲恢复名誉的曲折过程，仍不禁百感交集。今天，父亲卢作孚的一生事迹已广为流传，他的高尚人格赢得了普遍的尊重。“卢作孚”已不再是一个沉重的名字，而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卢作孚的亲属心头长期压着阴霾的岁月，现在的人已很难想象了。  　　（注：卢国仪，卢作孚次女，清秋子的母亲。194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化学系，1950年起在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做科研工作，后调往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现已退休，居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