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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必须面对真实的自己
海南周刊：你做过记者、导演、编剧，不停写作，是什么让你从未停止写作？
陈玉慧：我从小喜欢写。有些说不出来的话，我比较喜欢写出来。写作能帮助我从心灵风暴抽离，能使我安静，我喜欢说故事，写作让我放心，感觉自己还活着。
海南周刊：写《海神家族》，是为了寻求更加真实自我的方式吗？
陈玉慧：应该是，但我并非刻意要去追求真实自我才去写，而是在写的过程中，自己逐渐必须面对真实的自己。
写《海神家族》的过程中在一定的程度上像心理治疗，一些心理分析的基础问题对我产生某些作用，如和父母相处的模式如何形成我自己和社会的关系。
我也看到家庭秘密对一个人心灵的潜在影响。更早之前，我与父母有许多问题，我以前想，他们不但不了解他们的孩子，也从来没爱过他们的孩子，在写作中，我能够意识到当时他们忙着维生及处理自我心理的冲突和矛盾，哪有时间爱孩子？
神奇的是，在写完《海神家族》后，我终于知道，感情和行为方式是可能遗传的，且连命运都可能遗传，我也彻底明白：我的父母可能真的没有爱过我，但有谁爱过他们？
这个认知使我完完全全接受他们，使我对人世少一点质疑，多一点宽容。
母语文化是根之所在
海南周刊：你觉得自己的根在哪里？
陈玉慧：我大半生都在国外，有时自己也很疑惑，我究竟是什么人？
我愈来愈觉得，我的根便是我的母语文化，而不是一个地方。
一个人不一定要住在异地才觉得失家，很可能活在自己的土地都像去了异乡。我从小用中文写作，写作也逐渐成为我的生活重心，或许这便是我的“根”。
海南周刊：写作《海神家族》，你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陈玉慧：孤独，颈椎疼痛。但我没有抱怨，因为已经认清写作的目的。
我感受到作为台湾人民的苦痛，无父的悲哀，身份的怀疑，认同的渴望，历史命运的影响，我感受到自己的命运和台湾有多相像。你只能写，但你心里还有幻觉，你以为这世界还需要一本这样的小说，当幻象消失时，你实在写不下去。当然有时思绪阻塞，的确写不下去，只能等；勉力写，最后还是只能删除。
海南周刊：为什么要去写自己家族的故事？
陈玉慧：无家（或家）是我的人生课题之一。
多年前我邀请父母到德国小住，却与他们难以相处，我几乎带着责难他们的态度，使他们也很为难。之后我陷入严重的情绪低潮，我决定重新固定去做心理分析。
有一天，心理分析师在我面前摆了两把椅子，要我和父母对话，开始时有点困难，不过，当我开始跟椅子说起话后，小说人物就自己做开场白了。
这个家族的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台湾住了下来，离家或成家，而这几乎便是台湾的故事。
海南周刊：所以，这本小说是你的自传体小说吗？
陈玉慧：《海神家族》是基于我对家族真实情感，一部分是真实的家族故事，另一部分则在这个情感基础上虚构出来，是一个混合式的自传体，个人与家的故事平行发展。
我年轻时急于离开家和台湾，我在小说中检视过去的断绝，且意识到自己与台湾势必无法分割。
我现在做的便是回到自己出发的地方，这些家族成员在台湾定居成家，他们虽多半意识到这里便是他们的家，但历史和命运却使他们身不由己。
以私历史为卷 公历史为轴
海南周刊：可否谈谈《海神家族》的主题，你是如何看待书中的父亲形象？
陈玉慧：书中7个女儿都没有父亲，父亲在那个台湾家族中缺席了，她们必须自己活下去。
在中国一些古典文学作品中，女儿经常被迫嫁给非爱的人，但女儿最多只与情人私奔。
我自己个人对父亲角色是爱恨交加，生长在父权思想浓厚的台湾社会，我的父亲刚好也是一个威权的父亲。我理想中的父亲形象是温和理性，懂得爱人，不会随便处罚儿女的人。这听起来似乎要求不多，但对我已是无法想象。他处罚我的方式令我想到他的遭遇，我确定那些遭遇因而转换成他内心的愤怒和渴望。
海南周刊：母亲形象呢？《海神家族》的女性角色似乎都不太能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陈玉慧：母亲让我忧郁，让我在小孩时没有机会当个孩子，我从小便被迫当成人。
我天性同情弱者，所以总是站在母亲那边，后来我知道我错了。如外婆和母亲，我绝对不要像她们那样地活，她们所生存的社会让她们别无选择，谢天谢地，我绝对不愿也不会像她们那样继续。
另一方面，我渴望母亲的爱，如同渴望回到大自然，因从来没有获得那样的情感，我的一生有了缺陷，也必然受苦。我不但在寻找父亲，终生也在寻找一个母亲。
海南周刊：《海神家族》以台湾历史事件为主轴，又与你“个人的历史”形成对照，你是怎么处理这之间关系的？
陈玉慧：个人的私历史如卷，而台湾公历史则为轴。当卷轴展开时，私历史的轮廓会更明晰，而公历史也因为私历史的关系被加强了其属性。
我尽求以客观的角度看待历史，我关心边缘人物，而非主流人物，持女性观点而非父权的观点。
我看台湾历史，觉得台湾其实与过去的台湾一样，台湾人因缺乏安全感而从未长远计划，也没办法长远规划，台湾人不习惯团结，台湾仍然跟自己的身份过不去，到现在还在内斗，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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