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可信的材料，没有不可用的材料，这是一种陌生化的整合，由相距时空甚远的事象参互钩稽，来发现彼此之间无数的捍格矛盾以及无数的貌异质同。而历史歧途的重大性、致误的病根、病灶遂浮上前台。多量的回忆录文本参照互读，事象本质得以辨证会通，仿佛人工呼吸，顿成一强大之活体，又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史迹因果遂由隐而显。诚如梁启超所说“乘飞机腾高空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掌纹，真所谓俯仰纵宇宙、不乐复何如矣”（《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

　　钱钟书先生说：“阳明仅知经之可以示法，实斋仅识经之为故典，龚自珍仅道诸子之出于史，概不知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岂特六经而已哉。”（《谈艺录》266页）即是说，不仅六经皆史，概有典籍，皆具“史”之内涵，而且是心史、精神史。论史之眼光，高出古人、同侪。而唐德刚则谓，“我们谈口述历史与文学，应先扩大来谈文学与历史，才能厘清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我编了十六字真言来涵盖文学与历史，那就是：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史学与文学》）回忆录的上品，带给我们意外的文学惊喜，仿佛在幽微处发现亮光，在万枯之林遇洒法雨。其间史事生发的感喟，因为是建立在逻辑的知性考察上，故其发为感叹，颇具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回忆录之上品，既为最佳之史料，也应是极高明的作品，平淡竟能包举绚烂。其间佳构，文采斐然，议论周匝，踵事增华，由纸上风景，回到历史现场，大可激发今人志气与幽情。即令历史的废墟，亦大可流连徘徊。

　　跟跌入政途的同行不同，也有纯粹的校园生活图景。文教人物虽处于战乱岁月，但奇怪的那也是现代学术成长期的黄金时代。生活虽然简朴平凡，难以超然物外，然而致志学术，却别有光辉四射、姿釆缤纷的灵境。

　　《朱东润回忆录》对学界倾轧的描述，简直是《围城》现实版。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某掌门，为了排挤朱东润于校外，乃限定到校报到时间，那人笃定他从沦陷区到大后方万不可能插翅飞来，所以承诺之后就抛诸脑后。这和《围城》中那封子虚乌有的聘用电报如出一辙。殊不料朱东润竟然拿到吴稚晖的一个条子，居然从重庆搭乘军用水上飞机，提前到达乐山，那人傻眼了，瞠目结舌，张皇失措。其场面可谓惊险！较之方鸿渐对高松年撒谎的无可奈何，朱东润则制造了一个奇迹。另如大学里文言派教师挤兑白话文学家，种种细节，煞是好看。武汉大学中文学主任刘赜，师承章太炎、黄侃，他们师徒都是鄙视白话文学的。黄侃骂人出了名，他酷嗜古文体例，因此视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认为大逆不道，经常痛斥胡氏之非，刘赜亦然。这本回忆录以这段抗战时期的文教生活最为动人，种种殊出意外的精彩，几乎可以全盘搬用为《围城》的真实注脚。

　　相较于朱东润的教书生涯奔波劳苦，心力交瘁，何炳棣则在很年轻时，即抗战尚未结束，就已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生，殊少生活折磨苦累，更多生命交付学术探求。他的回忆录《读史阅史六十年》，包括西南联大时期的教与学，治学范围之广、成就之巨，与其有允许其专注的环境在起作用。所以他读史阅世的心路历程，又跟朱东润他们穷忙了一生的悲哀是亦合亦分的两种路数。但即使是朱东润之所遭遇学界倾轧，仍属一种不同学术源头的竞争，虽有不快，但生活与学术的空间仍在。到了四凶肆虐的时代，那就只有同声感悼了。

　　民国时期也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不仅以国学自任，且以国事自任，在行政工作方面也抱持学术上求取真知的态度，践行经世济民的实学，蒋廷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蒋廷黻回忆录》，作者怀史迁之才抱张骞之志。这是学者从政，善始善终的典型。书中道及的人生履历，充溢谋国的真诚，善谋善断，慧眼识人识事，坚毅的努力，寓于分寸感之中，可钦可佩。他早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他在学术上开创新史学、培养新式历史学家的教学目标，在行政方面也能如是。做人避免了虚骄，行政祛除了虚浮，学术上摒绝了虚妄。他对国事、外交、人性、战争……等等的判断，如龙跳渊门，虎卧凤阙，稳稳当当。无论在校园做学问，还是踏入政坛用以济世，他都踏实稳健，心中仍是赤子之心，对于世道的变迁，葆有较翁文灏们更为深透的认识。相对于当年一些鸡飞狗走的智识者，其伟岸自因时间推移而水落石出，作者以平实的文体写出不平凡的文章，其中，不难衍化出淘汰与新生的学术动力。

　　浮沤堂读史

　　伍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