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编著《东方·昌江村话民歌精选集》，我多半还不认识文老，至少没有像现在这样经常在一起。虽然我们不是同代人，读的专业不同，关心的领域也不同，甚至看问题的角度和兴趣也不尽相同，但似乎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有的时候在一起聊起天来，倒像是朋友，看不见太深的代沟。我们除了聊村话民歌的搜集之外，还聊历史，甚至连族谱之类的话题也聊上几句。

　　我说的文老，是尊称。其实他在东方和昌江，算得上是知名人士。他之所以知名，主要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考上大学，在当时，有非常大的轰动效应。再就是他曾经与人合著过一本书，书名《昌江风雷》，在那无书可读的年代，这本书是难得的精神食粮，自然地，他的名字就深刻在那一代人的脑海里。再后来，他从政了，大有海瑞之风，因此口碑甚好。

　　我所说的文老，就是文生知先生。这个名字起得有一点唯心。文老姓文，名生知，把姓名连起来，倒给人想法了。文是文化。文化也好，知识也罢，只有学而知之，怎么生而知之呢？这恐怕就是我所说的有一点唯心的理由了吧。不过我想说的，是我才认识不久，但是因所见而所想的文老先生。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只要是上午，你去文老家，你一定能见到文老。你所见到的文老，多半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文老家的庭院很大，在城市里，有这么大庭院的，说实在话，我见的还不是很多。

　　文老家里的庭院种着几棵龙眼树，不是芽接的那种，所以生长得很高很茂盛，那树叶把阳光堵在了屋顶之上，树底下，很是阴凉。文老在树荫下放了一张圆桌，桌子上放了很多资料，这些资料，多半是他这个上午要和朋友们聊的话题。他在方志理论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志书资料贵在翔实，收集采访一定要认真，决不可“因讹袭谬”，因“采访之疏漏”产生舛误；志书应“出自通人之手”，做到语言流畅；修志者要善于总结经验，做到“利病详核”，秉笔直书；要不落欲套敢于创新；要将史志严格区分，坚持寓论于叙事之中。

　　假如你第一次认识文老，你从他的外表、穿着和待人接物上看，你会发现他有非常深刻的内涵，而且思维角度特别，不受任何干扰，这对于他这一代人来说，是不多见的。

　　其实文老有时也是很固执的，比如为了考证东方文氏家族是不是文天祥之三儿子文环生的后裔，他在考究本家族谱的基础上，跑江西，跑广东，搜集大量资料，并写成文章，发表在网上，与那些对文天祥后裔有研究的人士切磋。文老从来不怕争论，争论更能加深认识，那是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