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 　　三年前，来自山东农村家庭的张鲁博，为了一个“上好大学”的梦想，走上了“冒名高考”的苟且之路；三年后，东窗事发，张鲁博被学校“取消学籍”，大学梦碎。 　　当初为什么会走上违法的道路？三年“冒名生涯”是如何度过的？东南大学自动化学院大三学生张鲁博日前接受了“新华视点”记者独家采访。 　　“很后悔，没有阻止母亲” 　　记者15日见到张鲁博时，很难把眼前这个纯朴的大男孩和“高考冒名者”联系到一起：一头短发，一件旧外套，高大结实，生活的艰辛在他脸上留下淡淡的痕迹。“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这些天，我一直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 　　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张鲁博被称为“张啸然”。 　　“‘张啸然’是我为了掩盖事实而编造的一个假名字。”张鲁博向记者袒露一直藏在心中的秘密，2007年，他在山东参加高考，考取了一所农业类省重点大学，但他想上一所更好的大学，所以选择复读。2007年底，母亲回老家贵州省石阡县龙井乡探亲，得知可以“借用”他人户口参加高考。2008年初，母亲在老家亲戚周其明的帮助下，给张鲁博办了一个“宋德亮”的贵州户口，并让他到贵州参加高考。 　　“当时也意识到这种事情不对，但一想到父母不会害我，就没有阻止。”张鲁博说，当时他已经过了18岁的法定成人年龄，但他不知道这件事的严重后果。“很后悔没有阻止母亲，如果凭自己的努力，即使考不上名牌大学，也不会造成今天的恶果。” 　　一个谎言往往需要更多谎言来弥补。2008年高考前，由于“宋德亮”是苗族身份，张鲁博“不得不”又冒名补办了“少数民族证”。当年，张鲁博冒名“宋德亮”在贵州参加高考，考了600分，加上冒充少数民族身份，按照高招政策，又不正当的加了20分，最终以620分的成绩被东南大学录取。当年，东南大学在贵州招生的平均分为587分，而在山东是641分。 　　张鲁博告诉记者，他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回家的当天，母亲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宫颈癌晚期，虽然四处借钱求医，母亲还是没支撑过一年。为了供他上大学，家里把房子卖了，父亲患过脑血栓几乎丧失劳动能力，姐姐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全家欠下近10万元外债。 　　“三年来我不敢谈起过去” 　　刻苦学习、做人低调……在老师和同学们眼中，张鲁博的大学表现与其他人没什么不同。然而，在这“一切正常”的背后，他却备受良心道德的拷问和身份错位的折磨，“三年来我不敢谈起过去。” 　　“同学们都称他‘老大’，因为他年纪大。”张鲁博同宿舍的小黄告诉记者，印象中，“老大”好像除了学习就是兼职、打工，一直担任班里的体育委员，还曾带着几个同学一起参加创业大赛。 　　“你冒充另一个人时，心里有过不安吗？”面对记者的问题，张鲁博沉默了一会儿，“刚开始特别担心，尤其是高考前的几个月，心里很不适应。自己拼命学习，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抵消这种惶恐不安。” 　　2008年9月，张鲁博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然而这个“偷来的身份”却一直折磨他，让他的内心一刻也不能安宁。 　　“别人叫我‘宋德亮’的时候，我从来不会痛快响亮地答应，一般只会‘嗯’一声。”张鲁博说，三年来，他对自己的身份一直“很谨慎”，虽然老师和同学们没有看出破绽，但在内心深处，一直对这个冒充的身份“很抵触，也不认同”。 　　“我渴望成功，然而，我不管取得什么成绩，都只能以‘宋德亮’这个冒充的身份与他人分享，生怕露出马脚。”张鲁博告诉记者，他曾暗暗想过，大学四年，自己付出无数心血和汗水换取的毕业证和学位证，最后只能写上别人的名字，“我觉得无法给自己一个交代”。 　　“既然不认同，为什么不做回原来的自己？”面对这个问题，张鲁博想了很久才回答说，他想做回自己，但严重的后果和侥幸的心理让他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家里带来希望，但一开始就走错了，这种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追逐梦想的人不要重复我的错误” 　　“这是一起典型的高考‘真考生，假身份’案件。”东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长时巨涛告诉记者，学校专门派人去贵州调查，目前事实已经基本查清。 　　经查，周其明是贵州省石阡县龙井乡克麻场村村委委员，他帮助张鲁博假冒“宋德亮”身份，在石阡中学以往届生名义登记注册、报名读书。高考前，张鲁博又在他帮助下在龙井乡派出所办理了“宋德亮”的户籍证明和临时身份证。张鲁博被东南大学录取后，其户籍信息迁往学校所在地南京。 　　真正的宋德亮是贵州省石阡县龙井乡克麻场的苗族青年。他回乡办理结婚证时，发现户籍已迁出，随后向公安部门报案。目前，宋德亮拿回了自己的户口，石阡县公安局对龙井乡派出所原户籍民警给予行政处分，石阡县纪委、监察局对涉嫌严重违纪的周其明立案调查。 　　“这个学生很可惜，但事关原则问题，学校一定会严肃处理。”时巨涛表示，根据教育部和学校的相关规定，等待张鲁博的将是“取消学籍”的严厉处罚，目前学校有关部门正在履行相关程序。 　　“冒名高考”让张鲁博面临严重的“诚信危机”，不仅大学学业无法继续，将来找工作也将受到严重影响，这让他备受打击。 　　“我觉得自己快支撑不住了”“难道一次犯错就要终身承受”“我接受处罚，但我的家庭怎么办”……在连日来的多次交谈中，张鲁博经常不自觉地说出类似的话。 　　记者  凌军辉 　　（据新华社南京11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