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黄晶 　　厚厚的夯土掩埋了一段段真实的历史，但历史却不会被永远尘封，因为一代代考古人的双手正在夜以继日地劳作，他们轻轻拨开泥土，让我们一次次窥见历史的痕迹。 　　在“考古中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年成果展”上，除了有300多件精美文物的展示，那一幕幕城址考古现场的生动还原更让观众叹为观止。 　　人们透过真实的图片，还有考古线图，高科技实景模拟，似乎找到“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之“中国”概念的最初含义；通过一朝“酒礼”，人们又能发现华夏国家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心中自然描绘出“中国”版图的雏形；而一幕毁于地震的村庄，让人不禁然感受到穿越千年的伟大母爱，更展现了考古学在严谨之外的丝丝温存。 　　陶寺遗址： 　　中国早期国家的第一轮朝阳 　　关于尧舜的故事，人们长久以来认为是一个美丽的传说，首次亮相的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从考古学上证明了我国第一个朝代夏朝之前，就已经有了文明的存在，传说由此变为现实，而尧舜之都正是陶寺遗址所在地。 　　关于这段历史，“考古中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年成果展”将主要采用考古平面图的形式呈现，图中依据考古测量数据清晰标注了宫殿区、大型礼制建筑群、王陵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城墙、普通居民区、大型仓储区的地理坐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研究员告诉记者，考古探索中国早期国家的核心就是都城遗址，陶寺城址已经具备了都城的所有要素，许多学者依此认为该遗址就是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 　　何驽说，陶寺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的目的从探索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转向探索一个都邑聚落的布局与性质，追寻其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是否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而从城墙、宫殿、王陵、宗教礼制建筑等考古遗存，充分证明了中国早期国家与城市雏形早在公元前2300年便在黄河中游地区出现。 　　循着纵深的展线，我们可以在扎实的考古发掘中找到《尚书·尧典》中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事实依据。 　　一幅陶寺遗址观象台基址的鸟瞰图，配以考古人员手绘的复原示意图，仿佛可以看到当时的天文官站在观测点上，透过观测缝的中线，进而观测塔儿山脊日出来判定节令，制作出太阳历。 　　何驽说，陶寺先民将一个太阳年划分为20个节令，包含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农时、宗教祭日、当地气候变化节点。 　　这本曾经失落的年历，在考古工作者的手下神奇再现，更反映出中国史前天文学在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 　　不仅如此，陶寺遗址还出土了漆木圭尺“中”，通体彩绘绿黑相间的色段刻度，与《周髀算经》中记载的“地中”夏至影长吻合。 　　何驽认为，测日影知四时，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便是“中国”概念的最初含义。 　　二里头遗址： 　　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 　　一张彩色的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卫星影像图被置于“考古中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年成果展”的显著位置，图像清晰显示了遗址中心区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交通，排水网线布局严谨，尤其是带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群格局，以及大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结构，都显示出王都中枢所特有的气势。 　　“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面积达10.8万平方米），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都在二里头遗址找到了答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一口气说了7项之最，足见二里头遗址重大的考古学价值。 　　许宏说，二里头遗址规模宏大，布局严整，这样的规格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开中国古代都邑制度之先河。 　　二里头遗址出土大量陶器、青铜器，美不胜收，而一道道历史的车辙同样能够带给考古学家无尽的兴奋。 　　许宏指着一张考古现场照片说，二里头双轮车辙的发现，证明至少在距今3700年左右，中原大地的先民就有了使用双轮车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商代晚期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车马文化。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早期王朝流传下来的祭天崇祖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主要内容。都城规划中祭祀区的存在，以及祭祀用的礼仪用器，都是用来昭示早期王朝礼制传统的重要标志物。 　　许宏认为，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并逐步向四围辐射，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华 　　夏国家完成了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雏形得以逐步形成。 　　喇家遗址： 　　中华文明的伤痕 　　像世界万物一样，远古时代的聚落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遭遇强烈地震、山洪爆发等突发性自然灾害时，土木结构的原始房屋往往不堪一击，顷刻间发生屋毁人亡的悲剧。 　　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800年的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就是一处罕见的史前灾难现场，中华文明的伤痕在展览中引得众多观众肃穆。 　　在对喇家遗址的介绍中，一张编号为F3的房址平面图，显示了数具人骨，系突然受到灾害来不及逃跑所致。 　　仔细辨别灾害降临时的人物姿态，一位年龄在35岁左右的女性，脸面向上，颌部前伸，双膝跪地，臀部落坐在脚跟上，双手颌部前伸怀抱4岁的爱子，用自己的身躯为爱子留下一丝生存的空间，至死不渝。 　　母子相依，年轻的母亲至死护佑爱子，考古揭示的悲情一幕，让今人备受感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说，喇家遗址呈现了史前部落的最后瞬间，尽管经历了4000多年风雨，还是能够让人真切感受到母爱的伟大，喇家遗址一度被称为“母爱的旗帜”，而这面旗帜，正是存在于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中最为宝贵、最动人心弦的内容。 　　“喇家遗址最惊心动魄之处在于它真实地保留着灾难来临前人类的本能———绝望与挣扎。以瞬间痛苦的毁灭为代价，喇家人与庞贝人展示给后人丰富的历史文明，收获难以评估的无形遗产。”朱乃诚说。 　　据介绍，喇家遗址还出土了一碗4000年前的面条，同样引人注目。 　　朱乃诚介绍，喇家遗址的东北角有一只倒扣的陶碗，拿取陶碗后面条就一直遗留在地上，由于陶碗的倒扣和洪水的瞬间覆盖，使这碗珍贵的面条得以保存，经过科学分析，这碗面条是小米做的，这一重大发现以实物证明了中国是最早发明面条的国家。 本版图片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考古遗址的故事，没有精美文物的直接再现那般直白，但是考古学者的技术分析与文献的佐证，让一处处遗址活了起来，串起文明的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夏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