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国以后迄今这五十多年活过来的人，包括虽未全部经历却也从“文革”中穿越过来的人，以及听到过他的撕肝裂肺似的忆述和刻骨铭心式的箴言的儿辈、孙辈，大概都不会忘记———二十多年前，我们祖国所经历的山崩地裂般的震荡，我们的人民所承受的巨大灾难；都会为那之后翻越了灾难的险峰，重新获得做人的正当权利，获得了经济繁荣、思想解放、生活幸福的生存乐趣而欢呼，而感慨万千，而痛定思痛，而祝福未来并告诫后辈：“千万不要忘记过去那三十年，千万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二十多年，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由陈锐同志创作、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碑魂》，正是应时代所需而推出的。这是一部纪实性的报告体作品，他写关涛一家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经历；时间跨度虽延伸六七十年，但主体写的是建国以后三十年来这个家庭的苦难历程；虽然写的是海南省一个山区农村知识分子家庭，是整个民族灾难中的一个“个例”，即包括了那个时代的全部过程。这是一个被扣上地主罪“冠”的劳动家庭，是一个因善良的人性和知识的占有而分外遭受践踏、鞭挞，而其实颇有人缘与名望的落后农村中的先进家庭。这种反差，强化了这个“个例”的代表性、典型性。读去，不由使人立即联想到全国各地无不如此，想到那些更为残酷、令人咋舌的故事，想到那些耸人听闻的政治迫害还远未能概括进来。不过，这也就够了，我们能写出、能出版、能谈到这样的作品，并非是为了欣赏灾难，而是为了揭示灾难的来由，以认识真理、推行真理于人心，以巩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信心。

　　《碑魂》是按照真实事件的发展去写人物的。它虽然没有按照文艺作品所惯用的塑造典型性格的方法加以集中、概括和细致刻画，但由于真实得彻底，反而使人感到其声色面目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因为作者对这些人太熟悉了，随口道来，就已那么逼真，于此也可知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人物的塑造、细节的构思，无生活的实在体验作为“胎本”，光靠“贴金描红”，是贴不出描不出个“逼真”来的。

　　谈到细节的构思与描写，使人感到“逼真”的动人，这种动人的“逼真”，赋予了人性所有的诚实，由于是来源于真实生活，使人因其朴素的逼真而倍感不能忘却那段历史凄楚悲凉、悲壮的动人情感。只举一例：当文化大革命结束，滨湖村选出了新的党支部，乡亲们欢聚关家畅谈和平新形势的时候，主人公关涛的妻子，一个不识字的农妇，从箱底拿出了三条粗细不同的打满结的麻绳。她说明：粗麻绳打了81个结，是关涛在文革中被批被打的次数；较细的麻绳打了29个结，是其兄关风被批被打的次数；最细麻绳打了16个结，是小弟关声被斗的次数。一个质朴贤慧的女人，在解放后的六十、七十年代，竟然采用了最原始的方法，用结绳记事来计数“中华民族特殊时代的演变过程”、“纪录一个活生生的人文阅历的写照”（陈锐语），这个细节，岂不真实得可怕、可感、可歌、可泣，使人百感丛生、万分感动，似乎是一道闪电，横穿那三十年历史，令人感到了一目了然、一触惊心、一针见血、一槌定音！这种细节，岂是写小说的人都可以想象得出来的？

　　谈到《碑魂》创作中另一种语言的运用，大都是信手拈来，运用得体，这种朴实的语言，读来倍感亲切。无论是土歌或是民谣或是人物对话，都是作者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所酿造出来的原汁原味的品牌，完全是人民群众一腔真诚表述，朴实中带着乡土气息的灵动和流畅。

　　《碑魂》是一部根植于海南的长篇作品，其作者陈锐生于斯，长于斯，对这片热土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他亲历社会风雨，感悟历史变迁，在家乡文化的熏陶和哺育下成长，因此在他的笔下，总荡漾着浓郁的地方风情，充满海南特色，表露了一个海岛之子对家乡的无比热爱和深深眷恋。

　　只有注入亲情的文学，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碑魂》这部作品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色，并且脱化了以往文学创作的手法，产生了绵绵不绝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