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剑是海南的资深作家。他已发表作品的总字数，在两千万字以上；举凡诗歌、散文、小说、电影剧本、电视剧本，报告文学，均有涉猎，且非浅尝辄止。从文四十年来，他的作品不断遭到种种议论，当然也有更多的认同、转载和赞美。但他似乎不受外界影响，一如既往，继续他的自由写作。很难将晓剑归类。他不属于任何流派，阵营，集团，甚至不属于最近四十年来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学时期，伤痕也好，寻根也好，现代派也好，知青文学也好，都市文学也好，红色历史叙事也好，都有他的份，但都不能概括他的巨量创作。换言之，他是那种很难被各种当代文学史“收编”的另类作家。 　　另类的晓剑，最新的短篇小说，是发表在2011年第7期《小说选刊》的《枪毙情人》。这个小说的主题是革命使命与炽热爱情的两难选择：要爱情，就要背叛革命；要革命，就要牺牲爱情。晓剑给自己的小说设置了一个高难度的矛盾冲突，他以娴熟的技巧，合乎红色历史叙事逻辑的原则，从容完成了一个戏剧性叙事———铺垫，悬念，紧张，冲突，高潮，结束。男主人公亲手枪毙了情人，接着完成了情人未尽使命，将若干位高级知识分子从蒋管区护送到了刚刚成为共和国首都的北京。 　　大义灭亲，先忠后孝，是中国历史叙事的基本模式之一，其原则是：当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党派利益发生对立冲突时，要义无反顾地牺牲个人。在此过程中，文学叙事若想获得深度，无疑要刻画当事人面对两难选择时的极度痛苦与挣扎。作品是否产生悲剧性效果，取决于这种刻画是否真实深刻，是否如黑格尔所说，能够体现彼此均有合理性的伦理冲突。英雄的毁灭，不是由于恶的泛滥，而是两种彼此对立又各有合理性的道德力量无法调和所致。在这个意义上，晓剑新作的悲剧性效果显然不够强烈。原因在于，他一方面没用更多篇幅展开人物在此关键时刻强烈的内心冲突或纠结，另一方面也没有更为充分地表现敌对一方———特务处长面对这一对革命恋人、红色间谍时，有怎样复杂的内心活动。在这个问题上，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认为，人在性命攸关的紧张时刻，实际上不可能有时间浮想联翩，犹豫不决，就像哈姆雷特那样。现实生活中的人确实如此。但这恰恰是一切悲剧性效果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人物的内心活动不能充分展开，就很难有打动读者的艺术力量。一切古典悲剧，一切感人至深的浪漫主义叙事，都离不开人物充满激情的情感宣泄和思想表达。即使是现实主义，最具悲剧深度的，恰恰是那些强调心理刻画的作家作品；甚至可以这样说，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其艺术成就和悲剧性效果，几乎完全取决于“心理叙事”的成功与否。 　　晓剑写过很多悲剧性故事。总体上看，这些故事很少有强烈的悲剧效果，一般更像正剧，有些悲剧故事最终给人感觉很明朗，以至接近喜剧的效果。本篇大体也是如此，我读完全篇，就没有强烈的震撼和压抑悲哀的感受。究其根源，不在文学观念的影响，也不在写作技巧的欠缺，而在于晓剑是个明朗乐观的人。谁也没见过郁闷的，愁苦的，悲戚的晓剑。他永远大大咧咧，永远底气十足，永远对一切权威、名家抱持浑不吝的高姿态，永远随时准备灭杀那些企图盛气凌人者的气焰。 　　就此而言，晓剑是不适合悲剧写作的。他最拿手的其实是英雄美人的浪漫故事。这也是文学的正道。百年前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之时，夏曾佑等人就总结过，中国文学说到底，就是英雄美人（或英雄男女）四字而已。清人王再咸凭吊薛涛的《成都竹枝词》有名句：“江山莫谓全无主，半属英雄半美人。”江山既然不属英雄，即属美人，则英雄美人的故事，就是江山的故事，就是国家的故事，就是文学的主题。王再咸的名句因此可以改成：文学莫谓无宗旨，半属英雄半美人！在这个英雄美人主题下，未老的晓剑，还可以给我们写很多浪漫故事，悲不悲剧，倒在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