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 葩 　　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却又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20世纪初期，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时代，知识界喷涌出了诸多被后世铭记于心的大师，陈寅恪、王国维、林语堂、傅斯年、胡适……岳南的新作《南渡北归》三部曲《南渡》、《北归》、《离别》，全景式地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塑造了20世纪大师们的群像。岳南下江南、访旧迹，写下洋洋洒洒170万字，成书历时8载，用心感怀大师们的深邃思想，在众说纷纭中引领读者走进时间隧道，揭开历史的面纱——— 　　不忍卒读，几次中断，眼看一个个大师死于非命，活着的也受尽屈辱与折磨，内心的压抑与伤痛难以言喻，让人无以复加地心痛、久久浩叹———皇皇170万字的《南渡北归》之《南渡》、《北归》和《离别》（一套三本，湖南文艺出版社），作者以颠覆性的写作态度和翔实新颖的材料，为读者展示了20世纪那些声名赫赫或被隐埋多年的大师，所涉人物囊括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胡适、梁启超、傅斯年、梅贻琦、陈寅恪、叶企孙、钱锺书、林徽因、董作宾、李济、曾昭燏等等。作者历时8年、通过田野调查和多方研读所获取的宝贵资料，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当看到“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时，不胜感慨唏嘘，独为华夏哭大师…… 　　《南渡北归》作者岳南先生向记者介绍说，第一部之《南渡》叙述的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平津等地相继沦陷。为保存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全力支持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和学子自平津、华北沦陷区南渡西迁。一大批知识分子从此开始了不堪回首的流亡生活，先搬到长沙，后迁昆明、蒙自、叙永，在敌机无休无止的轰炸中，学人们仍然挺起高傲的脊梁艰难办学、求学。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也开始向西南之地流亡，而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北大文科研究所、同济大学等科研教育机构，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最后流亡到川南重镇李庄落下脚来，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实际上，此举不但保住了中国文化的命脉，还在山河破碎如风中飘絮的历史关头，播下了一批读书种子，这批读书种子成为战后民族复兴的骨干力量，这一切可谓是一部传奇。 　　岳南先生说，八年血与火交织的抗战，山河虽已破碎如风中飘絮，时局日愈艰难，但战时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并未停歇，反而推向一种奇崛的高度，成为历史的标杆。这个高度和当时国民政府的战略思想密切相关。抗战开始后，有党国大员提出南迁的大学以办短期培训班为主，但胡适等人竭力主张“战时教育须作平常看”，必须按部就班地把大学教育办下去，且把发展学术、延续文化、推动科学研究当作民族复兴、建国大业的宏伟蓝图来实施。历史向后人昭示的是，在日寇的轰炸之下，南渡学人心忧国难，将课堂搬到树林山沟，以延续文化的薪火。“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正是这种坚毅刚卓的信念，将西南联大打造成令后人仰之弥高的高等教育奇迹。遥想1938年6月，国民政府战事不利，日本大军沿扬子江一线由东向西节节推进，时流亡到云南蒙自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伤感地写下了“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的诗句。想不到经全国军民与知识分子的共同奋战，于不到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瘐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为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伟大胜利。凯歌声中，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历史上第四次南渡后的大回归。此为第二部书名《北归》之由来。 　　“然而，民族的抗战虽然赢来了胜利，但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却依旧多舛。南渡之后的北归，本可快慰人心，可谁又想到不出三年，随着国共内战爆发，兄弟阋于墙，这些大师巨子不得不在内战的炮火声中无奈地作出人生抉择，其结果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钱穆、毛子水等等，携家带口，同时带着他们的个人理想和主义，越过台湾海峡，进行第二次南渡，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语）。而陈寅恪、叶企孙、饶毓泰、曾昭抡、吴宓等一批大师，则在南渡中突然改辙更张，回蓦故土，仓皇张望，不知如何适应，终于在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哀婉地死去，身后情境凄凉。更有一批北归后原地不动的知识分子，紧守故土，积极改造，其晚境不是投湖便是上吊自杀，如向达、俞大姻、陈梦家、傅乐焕、穆旦等等。也有一部分在”文革“中投靠江青等权贵，红极一时，如冯友兰、周一良等，最终又陷于世人皆曰杀的尴尬之境，令人欲哭无泪、扼腕浩叹———这就是《北归》之后的第三部《离别》的大致脉络。‘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并不是我的发明和哗众取宠，实则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回顾历史，瞻念未来，除了掬一捧怀想的热泪于逝者灵前，夫复何言？！”岳南的语气里充满感伤。 　　海南周刊：是什么缘由促使您写作《南渡北归》？考古学的发现与《南渡北归》怎么会联系起来呢？ 　　岳南：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与朋友到北京昌平明代十三陵旅游，看到那个已经打开的定陵地下宫殿，灵感一闪，认为这个考古发现发掘可以写一个东西，于是就通过北京大学考古系找到了当年毕业于北大、主持明定陵地下玄宫发掘的考古队长赵其昌先生，并与赵其昌先生的夫人杨仕合作，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 　　就在采写明定陵地下玄宫发掘的时候，我渐渐地对考古本身和考古发现产生兴趣，开始关注这个领域的人和事。比如说挖到一个坟墓，可能考古人员凭借一些残缺的碎片，就能大体推断出这个坟墓是哪个朝代的，是平民的还是官员的或者是帝王将相的。有时在考古发掘现场，我就跟考古人员聊，我说你凭什么断定这个墓是汉代或唐代的？考古人员就指着发掘的陶器和其它的器物甚至地下微小的遗迹说，就根据这些断代。我很为他们的学问渊博而惊奇，就问他们这些在外人看来很奇特的秘诀都是从哪里学来的？他们就说是老师们传下来的，再问他们的老师是谁，那就不得了了，慢慢牵出了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大师。上述人员都是民国初期在学术界光芒四射的箭垛式人物，大多数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现代中国大地上所有的考古发掘人员，基本上都是从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这个脉络流传下来，也就是说是民国时期以傅斯年为代表的那些学术大师的徒子徒孙。我是通过这些“孙子”了解到这些“祖师爷”们的故事。慢慢地，我对这些大师就生出一种敬意并有写一写他们的心理冲动，于是就跟这些大师的学生、后人联系，对这批大师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到了2003年，我感到条件基本成熟，于是就决定正式的采写，经过八年的努力，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南渡北归》三部曲的问世。 　　海南周刊：民国时期是大师辈出的时代，整部书最让人心痛的是您所发出的慨叹：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请问您心目中的大师是怎样的？ 　　岳南：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区域，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我觉得这段话就是对大师标准最好的诠释。如果用现在的白话概括一下，类似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但要全盘继承前人所留下的东西和未竟的事业，还要以你的学问与思想来转移社会风气，引领时代风骚，而这个风骚不是胡领，是要作为标杆指引后来者继续前行的。回顾我们今天的四周，你便发现能达到这样一个标准的大师一个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