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900米的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幽静的兰花吐露芬芳。在一处鲜有人知的角落，陈日光、陈斯安父子的墓碑比肩而立。 　　“‘苗王’陈日光为了拯救苗族同胞，一次次更改信仰，最后他认定共产党可以解救苗民，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宁愿用自己的儿子陈斯安交换22位同胞，最终父子二人慷慨就义。”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党史县志办公室副主任叶传雄感慨地说道。 　　当年，当地苗族同胞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在高耸的吊罗山上刀耕火种、流转迁徙。如今，他们迁居大山脚下吊罗山乡新安村，守着肥沃的太平田洋，生活平静祥和。 　　为救苗族同胞屡改信仰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吊罗山乡新安村83岁的陈志忠老人是陈日光的远亲。他说，陈日光自幼聪明好学，10岁时就能背诵苗族同胞中流传的“盘古皇经书”，长大后力气过人，善于狩猎。 　　“陈日光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口才过人、见识颇多，在苗族同胞中很有威信，国民党当局为了拉拢他，就称他为‘苗王’。”琼中党史县志办公室退休干部谢晋颀说。 　　回忆起住在吊罗山上的少年时光，陈志忠感叹道：“我们苗族同胞住在山上，经常吃不饱饭，生病更没有药医，过得很苦。陈日光面对这种情况，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寄希望于某个神灵来解救大家。”  　　从童年时期起，陈日光就虔诚地信仰着“盘皇泰翁祖”，然而神灵并没有使他一帆风顺。1913年，陈日光在抓捕一头熊时，右眼皮被熊抓破，眼珠外露，落下了眼疾。过了两年，一名乡下货郎资助他到嘉积教会医院治疗眼疾。 　　谢晋颀说：“在教会医院陈日光的眼睛得到医治，他体察到西方医学技术的发达，内心受到震撼，接纳了基督教教义。在接受美国基督教会洗礼后，陈日光成了海南苗族同胞中第一个基督教徒，回乡后积极开展传教活动。” 　　然而，几年以后陈日光目睹同胞的苦难依旧，他再次对信仰产生了怀疑，他觉得上帝并不能解除同胞的疾苦，于是脱离基督教。1922年，陈日光带领家人迁居吊罗山北麓的太平乡牙防苗村，建起“盘皇圣殿”，参照基督教义，改“盘皇泰翁祖”为“盘皇上帝”。 　　1927年，陵水县成立苏维埃政府，第二年共产党人在吊罗山区成立太平乡苏维埃政府。陈日光隐约认识到革命后苗族同胞才有可能过上好日子，就积极发动乡亲参加。随后，他被选为乡委员。 　　“陈日光与我的父亲陈日金等人同饮鸡血酒，发誓要干革命。”陈志忠说，那时正处于革命低潮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捕杀乡干部。面对屠刀，陈日光毫不胆怯，组织同胞拿起猎枪保护村民。 　　1929年8月，他带领苗族同胞伏击前来掳掠的国民党陵水县中队，击毙中队长一人；1930年7月击毙前来捣乱的两名国民党士兵。 　　辗转流离避战火 　　“吊罗山区位于保亭、白沙、陵水等几县交界处，是海南连通东部和西部的必经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势力、日本侵略者的势力都向这里渗透。”谢晋颀说，但是居住在这座大山中的苗族同胞因为人口少、经济地位低，加上国民党当局实行民族歧视政策，造成苗族同胞与汉族、黎族同胞之间有较深的民族隔阂。 　　1942年国民党保亭县政府搬迁至太平乡牙防苗村附近，而陈日光恰好就住在该村，村中共有50多户，人口200多人。1942年夏，日军在轰炸国民党保亭县政府时，将陈日光的茅草房炸毁。 　　一方面担心日本人的轰炸，另一方面历来对国民党政府存有戒心，村中30多户100余人在陈日光的带领下，扶老携幼搬迁到吊罗山上海拔更高的地方另辟家园。住到吊罗山上后，陈日光依然没有安全感。1942年8月，他带着家人和10多户苗族同胞迁居五指山南麓的仕阶村。 　　1943年春，盘踞在原白沙县水满乡（今属五指山市）的黎族地头蛇、水满峒世袭总管黄礼文，以邀陈日光到其家中议事为幌子，欺骗陈日光派出其儿子陈斯安和4名苗族同胞到其家。黄礼文乘机敲诈勒索，以抗交地租的罪名，将5人扣押，其中1人被打死。陈斯安乘着夜色逃脱，另外3名苗族同胞后来才用钱赎回。 　　“陈日光感到在五指山深处也难以安身了，便在1943年夏天丢下即将成熟的玉米和山兰稻，全家又逃回吊罗山上。”陈志忠说。 　　陈日光从五指山返回吊罗山后一无所有，加上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苗族同胞的迫害，为了全家人的生存，他带领全家10多口人先到陵水县日占区，后又辗转到万宁县日占区。 　　“陈日光不愿过寄人篱下的亡国奴生活，在当雇工约3个月后独自返回吊罗山。”谢晋颀说，这时下山前种植的粮食也收获了，全家又返回吊罗山。 　　1943年秋，吊罗山周围的社会政治环境日益恶化，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中平惨案后，虎口余生的苗族同胞逃到吊罗山避难。 　　父子就义视死如归 　　保亭县县长李汉仪担心陈日光像黎族首领王国兴那样，率领苗族同胞揭竿起义，便不断派人上山“规劝”陈日光，要求陈日光协助他们管好苗人。 　　同时，驻扎在吊罗山南麓的日军及保亭县伪维持会会长王昭夷，则利用苗人与国民党的矛盾，经常上山找陈日光，拉拢其与他们合作。 　　“国民党的‘规劝’与日伪军的诱降都遭到陈日光的拒绝。”陈志忠说，为了摆脱他们的纠缠，陈日光和众人商议，决定在路口修一座假坟掩人耳目，同时派人探听共产党的消息。 　　1944年春，陈日光得知日军悬赏捉拿对日作战负伤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支队第三大队政委潘照时，马上派长子陈斯德、次子陈斯安下山密访其下落，之后接潘照上山疗伤。 　　这年秋天，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派第三支队军需部主任周海东深入吊罗山地区，准备争取苗族同胞的支持。陈日光有着很高的警惕性，他不知对方的底细，一时不肯露出“真身”，派儿子陈斯德、陈斯安兄弟接洽。 　　周海东耐心地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跟共产党走就能打倒敌人，苗族同胞才能翻身解放。经过周海东的介绍，苗族同胞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逐渐产生了信任。 　　在周海东的指导下，陈日光成立了吊罗山苗民抗日后备大队，次子陈斯安任大队长。陈日光在后备队成立大会上，含泪握着周海东的手激动地说：“我一辈子敬神，但神并没有帮助我们苗民。今天，共产党指导我们成立苗民武装，我们一定好好跟着共产党干。” 　　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四十六军300余人偷袭吊罗山，陈日光与22名苗民被捕，关押到陵水县陵城原日军所建的油库中。国民党当局要陈日光“自首”，陈日光反问：“我跟共产党打日本鬼子、叛国贼有什么错？我的同胞有什么罪？” 　　国民党当局要他用次子陈斯安交换回苗族同胞，他明知儿子一来父子必然被害，但为了救出无辜同胞，毅然致书：“愿我父子同死，救出众乡亲。” 　　“斯安接到信后，将村里人召集到一起，坚决地跟大家说，我要去陵城，只有我去了，其他乡亲才能回来。我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我一定要去。”陈志忠说着擦了擦眼泪，他当时已经18岁，与众乡亲将陈斯安送出一程又一程。 　　狱中，父子两人拒绝了劝降，他们忍受酷刑折磨，坚贞不屈。1946年12月31日，国民党保亭县政府将父子二人杀害于保城。 　　“陈日光晚年的觉醒和进步，反映了海南苗族人民的觉醒和进步。他从信仰多种神灵的虚幻中回到现实，从同国内外多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中，认清了中国共产党才是苗族人民的救星。”谢晋颀说，吊罗山苗族同胞的革命烽火与白沙起义的风暴，汇成了五指山革命的洪流，对中共琼崖特委开辟五指山根据地起到重要作用。 　　（本报营根8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