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恬 笔 　　近期，有关广西来宾市的非法传销案件余波未尽，有关宁夏贺兰县非法传销活动的报道又引发关注。更引发公众深思的是，因冤案被坐牢11载后释放的河南农民赵作海也被陷入传销陷阱之中，被骗近20万元，赵的精神几近崩溃。（8月17日新华网） 　　据媒体报道，宁夏贺兰县的非法传销与广西来宾套路类似，均是打着“资本运作”的旗号，宁夏当地传销组织祭出“西部大开发”的大旗，实施重大扶贫工程，入伙每股3800元，按照“五级三进制”呈几何级数拉人头。最终入伙者发财出局。这与广西来宾市非法传销组织所宣称的“开发北部湾”重大工程如出一辙，只不过换了开发的招牌而已。仅仅一年时间，就有10多万河南人掏空家底陷入宁夏非法传销陷阱。而广西来宾，也有10多万人被骗参与这种非法活动。 　　笔者认为，尽管现在传销模式从最初的实物传销，逐渐演变为网络传销、金融传销，手段更加隐蔽，取证难度更大，但这绝不是当地政府鲜有作为的挡箭牌。像来宾，贺兰这样的小规模城市，一下子涌进10多万人从事一种行业，为什么非要发展到中央媒体曝光后才开展大规模的打击行动呢？为什么不能把这种非法传销遏制在萌芽状态？ 　　笔者认为，大量的外地人涌入当地拉动了房屋租赁和消费市场，给当地经济带来的甜头，是地方政府行动迟缓的重要原因。据《南方周末》报道，广西来宾市传销组织一年在当地的消费额度就达六千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资金流滋润着当地并不雄厚的地方经济的同时，也让地方政府对传销的态度变得暧昧。在当今地方政府唯GDP是瞻的发展思维指导下，传销人员的大量涌入，带来了各种商机和消费。例如，一种仅用薄木板做的“传销床”在广西来宾随处可见；日杂店也推出了对传销人员的“传销套餐”；电信部门也为传销组织提供了集团通话优惠方案…… 　　如果不是当地政府的默许，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传销的猖獗，事情也难以发展到10多万人上当受骗，甚至成为非法传销者证明其合法性的一条重要佐证。有的传销参与者如是称：“公安局就在咱们旁边，可能让咱们干坏事吗？”从这个角度说，地方政府难辞其咎。 　　退一步说，即便是打击非法传销取证困难，但是当地政府至少可以做到善意劝告，少让一些人受骗。尽管现在来宾、贺兰的传销组织作鸟兽散，可谁能保证其他小城市不成为下一个来宾和贺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