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今天，美国遭受了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令人震惊和惨烈的袭击———“9·11”恐怖袭击。 　　2000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的小布什，此时刚上任不到8个月的时间。从一个平静的早上开始，到千钧一刻的不眠之夜，从“空军一号”空中、军事基地到白宫地下紧急行动中心，身为总统，他面对恐怖主义的空前挑战，经历了一生中最为重大的抉择时刻。 　　布什回忆录中文版8月刚在北京出版。本报今选摘其对“9·11”事件当天不平常经历的亲笔描述，以此给读者一个新的视角。  　　从现在开始几十年之后，我希望人们把我看成是这样一位总统：他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他兑现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安全的承诺；他在追求自己的信仰时没有丝毫的动摇，只是在有必要的时候略有调整；他信任每个人，让他们做出生命中的选择；他也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在全世界推进自由事业。 　　对我政绩如何做出裁决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对此，我可以接受。唯有历史才能做出这个裁决。 　　———乔治·沃克·布什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我身在科勒尼海滩网球度假村的套房中，此地距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市很近。清晨醒来后，我开始诵读《圣经》，之后下楼跑步。我开始绕着高尔夫球场慢跑，当时外面一片漆黑。特勤局的特工们已经适应了我晨跑的习惯，但当地人肯定会觉得在一片漆黑中跑步有点奇怪。 　　回到酒店后，我很快地洗了个澡，吃了点早餐，之后开始浏览早晨的报纸。 　　大约上午8点左右，我开始听取《总统每日简报》。《总统每日简报》的内容包含高度机密的情报以及对地缘政治深入的分析。这段时间也是我一天当中最为精彩的部分。9月11日，一位名叫迈克·莫雷尔的聪颖的中情局分析员向我进行了汇报，内容包括俄罗斯、中国以及位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暴动情况。 　　听取简报之后，我们动身去访问埃玛·布克小学，以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下车后，在我正走向教室的时候，卡尔·罗夫（本报编者注：布什总统高级顾问兼助理）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听起来很奇怪，我当时以为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由于突然失控而撞上大楼。随后赖斯（本报编者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给我打来电话。我在一个教室里通过一条机密的电话线路和她进行交谈，这个教室当时已经被改造成一个通讯中心，专为外出的白宫工作人员使用。赖斯在电话中告诉我，撞上世贸中心大楼的飞机不是一架小型飞机，而是一架商用的喷气式大型飞机。 　　我当时震惊了，心想那架飞机上的飞行员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飞行员。他怎么可能在一个大晴天把飞机撞上一座摩天大楼呢？或许是他突发心脏病吧。我告诉赖斯要对事态保持高度关注，之后让白宫通信主任丹·巴特利特写一份声明，表明我们将全力支持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工作。 　　通话之后，我和埃玛·布克小学的校长打了招呼，她把我介绍给那个班级的老师以及教室中二年级的学生们。之后，丹尼尔斯带领学生们做阅读练习。这时，我感觉身后站了一个人，安迪·卡德（本报编者注：白宫办公厅主任）凑近我，悄悄对我说：“又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双子塔中的另一座大楼。”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故意带着他那马萨诸塞州的口音，“美国正遭受袭击。”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竟然有人胆敢袭击美国。他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之后，我看着面前的孩子们那一张张无辜的面孔，这些无辜的孩子与那些残忍的袭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数百万像这些孩子一样的人们需要依靠我来保护他们。那时，我下定决心绝不会让他们失望。 　　我看到教室后边有一些记者正在通过手机和寻呼机查看新闻。这时，本能告诉我，我的一切反应都会被记录下来，并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整个国家可以陷入震惊，但总统不能。如果我暴跳如雷的话，会吓到孩子们，而且也会使得整个国家陷入恐慌。 　　阅读课还在继续，但是我的思绪早已飞离教室。谁会干出这样恶毒的行径？造成的损失有多严重？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呢？ 　　新闻秘书阿里·弗莱彻站在了我和记者中间，他举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先什么都不要说。我也没打算说什么，当时我已经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做。课程结束后，我会平静地离开教室，去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在安迪进入教室7分钟后，我回到了之前的房间，有人在那里放置了一台电视机。当电视机用慢动作重放第二架飞机冲撞世贸中心南侧大楼的片段时，我看得心惊肉跳。现场出现了巨大的火球和滚滚的浓烟，情况比我预想的要更加糟糕。美国人震惊了，我需要立即发表电视演讲。我迅速地写出了我的演讲稿。我要向美国人民保证，政府正在采取应对措施，并且我们一定会把袭击者绳之以法。之后，我希望自己尽快返回华盛顿。 　　“女士们，先生们，此刻对于美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我开始说道，“……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很明显是一起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那些电视前的家长们和社区成员们听到这一席话倒吸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本以为这是一次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会得逞的。”我接着说道。在演讲结束时，我提议为殉难者默哀。 　　之后，我发现我说的一句话竟和我父亲之前做出的承诺如出一辙。在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后，我父亲说道：“侵略行为是不会得逞的。” 　　特勤局希望把我送往空军一号，越快越好。我坐车行驶在佛罗里达41号公路时，通过车中加密电话与赖斯通话。她告诉我实际上还有第三架飞机，这架是预谋撞向五角大楼的。我坐在座位上，仔细思忖着她的话。之后，我的思绪逐渐变得清晰：如果只是一架飞机的话，这可能是一次事故，两架的话就绝对是一次袭击，要是三架的话无异于向我们宣战。 　　在机场，大家已经表现出了战时的状态。特工们佩戴着突击步枪，在空军一号周围巡视。两名空乘站在悬梯的顶端，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恐惧与悲伤的神情。我知道此时此刻数百万的美国民众也有着同样的心情。我走上悬梯，拥抱了空乘人员，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进入了总统舱，要求单独待一会儿。之后，我想到遇难飞机上的乘客面临的恐惧，以及丧失亲人的家属心中的悲痛。那么多人，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失去了自己至亲至爱的人。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天能够缓解人们的伤痛，指引美国渡过这一难关。我还想起了最喜爱的一首圣歌中的歌词：“在此危难时刻，赐予我智慧，赐予我勇气。”  　　我的心情可能和大多美国人是一样的，但我的责任是不同的。之后会有时间哀悼，会有机会将袭击者绳之以法，但首先我要应对这一危机。自珍珠港事件后，这是我们遭遇的最为惨痛的一次突然袭击。这也是自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后，第一次遭遇敌人袭击我们的首都。在那样一个上午，我总统任期的目标变得清晰起来：在国家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保护人民，维护自由。 　　要想成功应对危机，第一步就是安定民心。而这也是我在佛罗里达州就试图去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理清事实，采取行动以保卫国家，并帮助遭受袭击的区域尽快恢复。随着这些工作的进展，我们也需要想出策略，以将这些恐怖主义者绳之以法，遏止他们再次袭击。 　　空军一号迅速飞至45000英尺的高空，这一高度要远远高于正常的飞行高度。在高空中，我打电话给迪克·切尼（本报编者注：美国副总统），他已经被带至位于地下的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因为特勤局觉得可能还有一架飞机会撞向白宫。我告诉他，我将在空中决策，并依靠他在地面执行。 　　很快，我就做出了两大决策。军队派出了空中战斗巡逻机组到华盛顿和纽约巡视，这是由一组战斗机组成的机组，被指派拦截无响应飞机。30多年前，我在得克萨斯州空中国民警卫队时曾驾驶过F-102，并受训做空对空拦截。那时候，我们认定的目标是苏联轰炸机。而现在，目标则成了满载着无辜乘客的民航飞机。 　　我们需要明确拦截方式。我告诉切尼，我们的飞行员要首先联系可疑飞机，并试图让他们安全着陆。如果可疑飞机拒绝安全着陆，则飞行员有权将其击落，因为被劫持的飞机就是战争武器。尽管击落飞机代价惨重，但能够拯救地面上无数的生命。我，作为战时总司令，就这样做出了第一个决策。 　　几分钟后，切尼拨通了我的电话，赖斯、乔希·博尔滕（本报编者注：白宫政策室主任）和其他国家安全团队高级成员与他一起，均到达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他们得到消息，称一架无响应飞机正在驶向华盛顿。切尼与我确认是否下达可击落无响应飞机的命令。答案是肯定的。之后我得知，是乔希·博尔滕催促切尼与我确认，以保证命令传达得准确无误。这让我想起了我做飞行员的日子。“我无法想象接到这样的命令会是什么样子。”我和安迪·卡德说道。当然，我希望没有人要去执行这一命令。 　　第二个决策是空军一号在何处着陆的问题。我的强烈感觉是应当返回华盛顿，以在白宫带领美国应对这一危机。在首都受到攻击之时，美国人民看到总统身在首都，也会感到更加安心。 　　在我们离开萨拉索塔市不久，安迪和特勤人员说华盛顿现在情况非常不稳定，遭受袭击的可能性极高。联邦航空管理局发现总共有6架飞机被劫持，这也就意味着还有3架被劫飞机仍在空中飞行。我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被恐怖分子吓退的，“我是美国总统，”我坚定地说，“我们要返回华盛顿。” 　　他们仍然坚持他们的观点，但恐怖分子逼我逃离的景象令我生厌。尽管我非常想返回华盛顿，我也意识到我有责任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地延续下去。如果敌人成功杀掉总统的话，对于他们将是标志性的胜利。军队和特勤人员建议我们转向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并在那里为飞机加油。我勉强同意了。几分钟后，我感觉到空军一号开始向西飞行。 　　“9·11”事件中，最让我觉得感到挫败的是空军一号糟糕的通讯技术。飞机上没有卫星电视，所以我们只能借助各地的设施。但通常在观看一个台几分钟后，屏幕就不动了。 　　很多的报道我都只是匆匆看到一部分，了解到了美国人民看到这些情景时的恐惧。有些被困者从世贸中心顶层跳下，坠楼身亡；有些人身悬窗外，希望能得到解救。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与绝望。我做着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工作，但那一刻我却感到无能为力。 　　某一段，电视信号相对稳定，维持的时间也比较长，我看到了世贸中心南侧大楼轰然倒塌。不到30分钟后，北侧大楼也倒下了。我原本还期盼被困高层的绝望的人们还有时间逃生。但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双子塔的倒塌使得事态更加严重。在平日里，有5万人在这里工作。飞机撞击后，有些人撤离了大楼，但我关心的是还有多少人被困楼内，几千人？还是上万人？我不清楚。但我确信，在刚刚的这个情景中，我所见到的美国人民的死亡人数是历届美国总统所见到的最多的一次。 　　我给身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的切尼和赖斯打电话，以了解事态的最新进展。我们试着建立起一条保持连通的线路，但电话一直掉线。 　　当我们收到情报时，很多都是相互矛盾的，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信息。我似乎嗅到了战争的气息。有些情报说，国务院发生了爆炸，国家大草坪起火了，一架韩国航班被劫持了，并正向美国飞来，还有一条电话情报显示，有对于空军一号的威胁。这通电话的呼叫者使用了空军一号的代码名称———天使（Angel），而这一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我收到的最奇怪的一条情报称，一个物体正高速飞向我们位于克劳福德的牧场。后经证实，所有的这些情报都是假的。但鉴于当时的情形，我们认真对待了每一条情报。 　　但有另外一条情报被证实是真实的：第4架被劫持的飞机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某处。我问切尼：“是我们将其击落了，还是它坠毁了？”没人知道答案。我感到一阵痛心。是不是我的命令造成了那些无辜的美国人民的死亡？ 　　战争的气息渐浓之时，我听说了93号航班上的英勇事迹。飞机上的乘客们在与地面上的亲人通话后，得知了之前发生的袭击，于是他们决定闯入驾驶舱。在这架注定命不久矣的飞机上，一位名为托德·比默的乘客组织大家集体反抗，他说道：“让我们行动吧。”这也是他说过的最后几句话之一了。“9·11”委员会后来称，93号航班上乘客的反抗使得国会大厦或白宫躲过致命一劫。他们的英勇行为在美国历史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整个早上，我一直在试图联系劳拉。但电话一直掉线。我无法相信，美国总统竟然无法联系上他身在国会大厦中的妻子。我对安迪·卡德厉声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终，在空军一号即将到达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时，我联系上了劳拉。她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感觉舒服，但那一刻听到她的声音，我感到尤为舒心。她告诉我她已经被特工带往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她也和芭芭拉和詹娜（本报编者注：布什的双胞胎女儿）通过电话了，两人现在都很安全，我感到如释重负。劳拉问我何时能返回华盛顿。我说，现在所有人都建议我不要返回华盛顿。 　　降落在巴克斯代尔就像来到一处电影布景地一样。一架来自于休斯敦埃灵顿空军基地的F-16战斗机护送我们进入了基地。埃灵顿空军基地也是我之前服役的地方。机场滑行道两旁停满了轰炸机，场面非常壮观，显示了我空军强大的实力。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轰炸机就会派上用场，去歼灭组织这次袭击的人。 　　巴克斯代尔没有总统车队，所以空军基地总司令汤姆·凯克将军不得不随机应变。特工们护送我走下悬梯，进入车内，之后我感觉汽车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沿跑道飞驰。当司机开始以同样的速度转弯时，我喊道：“慢点，小伙子，空军基地里没有恐怖分子。”这可能是那天我离死亡最近的一刻了。 　　在凯克将军的办公室内，我通过机密电话，联系上了唐·拉姆斯菲尔德（本报编者注：美国国防部长）。想找到他并不容易，因为他是五角大楼第一个对袭击做出反应的人。在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跑出去，帮助救援人员将伤亡人员抬上担架。 　　我和拉姆斯菲尔德说，我认为此次袭击是一次战争行为，并批准他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这也是自1973年阿以战争以来第一次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全球的美国军事设施均加强了安全防范，随时待命。我还告诉他，现在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渡过眼前的这次危机。之后，我计划做出军事回应。我说道：“你和迪克·迈尔斯（本报编者注：临时替代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来决定之后如何反击。” 　　路易斯安那州时间11点30分，距离我做全国讲话已经有快3个小时的时间了。我担心人们可能会觉得政府已经支离破碎了，劳拉也有此担忧。于是我录了一小段讲话，说明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应对这一挑战。我的情绪被点燃起来了，但周围的环境———路易斯安那州军事基地中的一个简陋会议室———却并未给予我很大的信心。美国人民也需要看到他们的总统出现在华盛顿。 　　我不断询问安迪何时可以返回华盛顿。特勤人员们觉得局势仍然不明朗。切尼和康迪（本报编者注：赖斯小名）也这样认为。他们建议我改去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夫特空军基地战略司令部，那里较为安全，且有可靠的通讯设施。我无奈地接受了，这也再次推迟了我返回华盛顿的日期。我们在巴克斯代尔登机的时候，空军一号里装满了食物和水，我们不得不做好准备应对一切可能。 　　我们到达奥夫特空军基地之后，我被送到指挥中心，很多军官因参加预定的演习也都在那里。突然，一个声音从广播系统中传出：“总统先生，有一架无响应飞机正从马德里飞来，我们是否有权将其击落？” 　　当时，我头脑中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事情何时才能结束啊？之后，我简单说明了之前批准的击落条件。我脑子里迅速地想象了一下各种最坏的情况：比如，击落一架外国飞机会在外交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如果我们行动过于缓慢，恐怖分子已经击中目标该怎么办？ 　　那个声音再次从喇叭里传来。他欣喜地说道：“从马德里飞来的航班已经在葡萄牙里斯本着陆了。”感谢上帝啊，我心想。这再一次让我感受到了战争的气息。 　　我们转移到了通讯中心，在那里，我通过视频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会议开始时，我就明确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反恐战争。从今天起，这将成为本届政府的一个新的工作重点。”之后，我收到一条最新的紧急情报，于是我转向乔治·特内特（本报编者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问道：“谁干的？” 　　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 　　在“9·11”事件前，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基地组织。当我还是总统候选人时，在简报中第一次了解到恐怖主义网络。基地组织这一名称的阿拉伯语意思为“基地”，它是一个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恐怖网络，得到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庇护和支持。基地组织首领是奥萨马·本·拉登，他是一名激进主义者，出身于沙特阿拉伯一个富人家庭。在海湾战争时，因反对美军进驻沙特阿拉伯而被驱逐出境。基地组织持有极端主义观点，把除掉一切阻碍他们的力量作为己任。 　　基地组织非常喜欢高调地进行袭击。在“9·11”发生3年以前，恐怖主义者在两个美国驻东非使馆同时实施了爆炸案，造成200多人死亡，500多人受伤。2000年10月，“科尔”号军舰爆炸案也是由他们指使的，17名美国海军官兵在也门附近海岸丧生。截至9月11日下午，情报部门在被劫飞机的乘客名单中发现了已知的基地组织成员。 　　在“9·11”之前，中情局担心过基地组织可能会进行袭击，但所有情报均显示袭击会发生在海外。2001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我们加强了海外使馆的安全措施，增加了与国外情报机构的合作，并且通过联邦航空管理局，对有可能遭劫持的国际航班发出警告。在我上任的最初9个月，我们成功协助阻挠了恐怖分子对巴黎、罗马、土耳其、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其他地方的袭击。 　　在夏天时，我要求中情局重新审视一下基地组织的威胁，评估其在美国内部进行袭击的可能性。8月初，在一份《总统每日简报》中，中情局重申了本·拉登一直以来要袭击美国的意图，但并未确认有具体计划。简报中这样写道：“我们没有证实一些耸人听闻的威胁……比如有消息称，本·拉登想要劫持一架美国客机。”信息来源（外国的情报机构）仍然处于保密状态。 　　“9·11”那一天，很明显情报部门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消息。对于这样的失误，我感到很惊讶，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我知道，在这场危机还未渡过之前，不应该公开指责或责怪谁。那时，我最担心的是在美国还有更多的基地组织成员。 　　我在奥夫特基地里仔细观察着显示屏，并告诉乔治·特内特要“把耳朵竖起来”———就是让他注意所有情报信息，并追踪每一条线索。 　　我同样也说得很清楚：我计划在合适的时机，在这场反恐战争中使用武力。我们不会仅仅使用一个无关痛痒的巡航导弹轰炸一下而已。就像我之后所说的，我们的军事回应绝不会是“用一个价值100万美元的导弹去炸一个价值5美元的帐篷”。当美国对这些袭击做出反应的时候，那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强大有力且行之有效。 　　在视频会议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需要讨论：我何时返回华盛顿？特勤局局长布赖恩·斯塔福德说华盛顿现在仍不安全。这一次，我没有再听从他们的建议。我决定要向全国发表讲话。很显然，我是不可能在内布拉斯加的一个地下堡垒中向全美人民讲话的。 　　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安迪和中情局负责向我做简报的迈克·莫雷尔一起到会议室和我见面。迈克告诉我，法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关于其他在美基地组织成员———也就是所谓的“睡眠细胞”———的报告，称他们在策划实施第二波恐怖袭击。“第二波”，多么可怕的字眼，如果没有进一步袭击的话，我相信美国能够克服“9·11”袭击带来的困难。但是如果再有一波袭击的话，我们将很难承受。这是那一天最为黑暗的一刻。 　　当我正在飞机上观看电视报道的时候，我看到了芭芭拉·奥尔森的照片。芭芭拉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电视评论员，也是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特德·奥尔森的妻子。特德·奥尔森曾对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案在最高法院为我辩护。芭芭拉乘坐了美国航空的77号航班，也就是撞向五角大楼的那架飞机。她是这场悲剧中我发现的第一个认识的人。我拨通了特德的电话，他听起来似乎很镇定。但从他的声音中，我能感受到这场悲剧给他带来的打击和绝望。我向他表达了我的悲痛。他向我描述了芭芭拉如何从被劫航班上给他打电话，并冷静地传达了相关信息，她为了国家一直战斗到最后。我向特德发誓，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些杀人凶手。 　　在返程途中，我还找机会了解了一下我父母的状况。他们两人9月10日晚在白宫过夜，11日上午很早就离开了。在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他们也正在空中。当接线员接通我父亲的电话时，我能感觉出他很焦虑。他并不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因为他相信特工们有能力保护好我———但他很担心我所承受的压力过大。父亲把电话交给了母亲。我问道：“您现在哪里？” 　　母亲告诉我说：“我们在威斯康星州布鲁克菲尔德的一家汽车旅馆。” 　　“你们怎么会在那里啊？” 　　“儿子，”母亲冲我说道，“你让我们的飞机迫降的。” 　　在这样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运输部长诺曼·峰田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负责使4000架飞机安全着陆。我希望此举能够使来自空中的恐怖威胁告一段落。 　　我开始思考当晚在椭圆形办公室该对全国人民说些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告诉美国人民，我们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但在看到电视上的一幕幕惨剧后，我意识到整个国家都已经陷入恐慌，宣战无疑会加剧人们的担忧，所以我决定再等一天。 　　但我确实想要宣布我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美国将会让那些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为这些恐怖分子的行径负责。这一新的声明推翻了过去的模式。在过去，我们将恐怖主义团体与其支持者分开对待。现在，我们不得不让各国做出选择，要么打击恐怖分子，要么被当做恐怖分子。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在他们再次袭击美国之前，在海外将其消灭。 　　在我的讲话中，我还想传达出对这种行径的义愤之情。蓄意谋杀无辜者是纯罪恶的行径。除此之外，我还希望抚慰人民的情绪，并表达我们的决心———抚慰是指我们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决心是指我们会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下午6点半刚过，空军一号降落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我迅速转乘海军陆战队一号，飞往距离此地10分钟路程的白宫南草坪。直升机一直在以躲闪模式忽左忽右地飞行，但我并不害怕，我知道HMX-1的飞行员会把我安全送至白宫。 　　我向窗外望去，看到的是一个废弃的、封锁的华盛顿。在远处，我看到黑烟从五角大楼处冒起，象征美国军事实力的五角大楼在冒烟。基地组织的飞行员飞行技巧如此娴熟，手段如此残忍，驾驶着飞机径直冲向了这座高度并不高的建筑，我对此感到震惊。我的思绪再一次回到过去，我仿佛见到了现代版的珍珠港事件。当时，富兰克·罗斯福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捍卫自由；现在，我也有责任带领新一代的美国人共同保卫祖国。我转过头，对安迪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 　　在南草坪降落后，我的第一站就是椭圆形办公室。我读了一下讲话的草稿，并做了几处修改。之后，我进入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这是冷战初期为应对重大袭击而修建的加固地下堡垒的一部分。中心24小时有军事人员保护，且备有充足的食物、水和电力，以保障总统及其家人长期使用。在紧急行动中心的中央，有一间带有一个大木桌的会议室———地下战情室。劳拉就在那里等我。她的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我回到楼上，练习了一下我的讲话，然后进入了椭圆形办公室。“各位同胞，今天，一系列蓄谋已久、惨绝人寰的恐怖主义行径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自由……”讲话最后，我引用了《诗篇》中的第23篇中的话：“即使我走过死亡之幽谷，我也无所畏惧，因为你们与我同在。” 　　讲话之后，我回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我想要了解一下事态的最新进展以及第二天的应对计划。我和他们说，没有人会主动寻求或预计到这一使命的到来，但美国要应对这一挑战。 　　会议大约在晚10点结束。今天自从清晨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忙碌着。总统保卫处处长卡尔·特拉斯科特告诉我们，今晚我们将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会议室外的一个小房间内过夜。那个房间里，靠墙有一个破旧的沙发和一个折叠床，看起来像是哈里·杜鲁门那时候放在那里的。我可以想象，要是在这里过夜的话，整夜都需要和这狭小的床垫和钢床架作斗争，注定无法睡安稳。我明天还有重大决策要做，需要好好休息才能保证清晰的思维。于是，我告诉卡尔：“我没法在这样的地方过夜。” 　　他也看出来我是不会让步的。“那回到住处去吧，”他说道，“有问题我们会随时保护您的。” 　　想睡着觉并不容易。我的头脑中不断地闪现出白天的一些景象：飞机撞击大楼，双子塔倒塌，五角大楼冒烟。我还想到了无数家庭现在所面临的悲痛，以及灾难中人们英勇的行为———被劫飞机的空乘冷静地呼叫监督员汇报机上状况，首批救生人员奋力扑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火焰。 　　在我正要睡着的时候，我看到卧室门前隐约有一个人。他喘着大气，喊道：“总统先生，总统先生，白宫受到攻击了！我们快走！” 　　我告诉劳拉我们得快一点儿，她都没有时间带上隐形眼镜，所以只能靠我带着她离开。我一手拉住她的睡袍领着她，另一只手牵着我们的苏格兰梗犬巴尼，并喊着我们的英国跳猎犬斯波特跟上。我当时光着脚，身上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T恤衫。我们当时的模样真算是一景了。 　　特工们快速把我们带离住处，进入地下防空洞。我们进入隧道后，我听见了重重的关门声和增压锁的声音。之后，进入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 　　几分钟以后，一名军人走进会议室。“总统先生，”他严肃地说道，“是我们自己的一架飞机。”原来是一架F-16沿波托马克河降落时发错了应答信号。 　　9月12日，我醒来后，美国已经截然不同了。 　　（摘编 王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