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征服海洋的神来之笔，郑和7次远至极天际地的远航，不仅开创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航运的壮举，还一个东方古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呈现给世界。但同样令国人遗憾更疑惑的是，为什么郑和下西航的效应如流萤闪现，数百年后中国人的海上开拓却一蹶不振？

　　澳籍华人、自称为非职业历史拓荒者的雪珥在新近出版的《大国海盗》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旗帜鲜明的观点，那就是：以往都认为，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贸易交流。而实际上，郑和下西洋恰恰是摧毁了宋元两代数百年来积累的中国商业文明和全球贸易体系。

　　宋元两代海外贸易繁荣

　　一个知之甚多但流传甚广的谬误就是，那种以为15世纪明朝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第一次“奔向大海”并亲近“蓝色文明”，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一个“海上中国”就已经在东亚世界现出了它的雏形。　

　　在唐朝，就有了从广州到马来半岛再到印度和波斯湾地区，还存在着一条海上“瓷器之路”。

　　尤其到了南宋年间，宋室南渡之后，海洋贸易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南宋成为实际上的海洋大国。根据元初的记载，仅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就有143个（《大德南海志》）。仅泉州一地，参与海外贸易的富商巨贾数不胜数。就连公众熟知的马可·波罗，离开中国也是从今天的福建泉州起航。据有关史料记载， 1291年春，马可·波罗护送元代公主到波斯完婚。乘十四艘四桅十二帆的巨船，从泉州启航，经苏门答腊、印度等地到达波斯。在《马可·波罗游记》对泉州中外商贾云集，货物堆积如山的胜景曾有精彩描述。 

　　但遗憾的是，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打断了这一进程。而郑和下西洋，则从根本上切断了民间的、内生性的海洋贸易的血脉。

　　虚幻的海上“面子工程”

　　据《明史》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一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二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耀兵”一直是朱棣内政外交的基石，而通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不仅能以“万邦来朝”的盛况增强他的合法性，也能直接和间接地打击任何敢于挑战其权威的反对势力。而郑和的庞大船队，就成为这种威慑力量在海外的最好载体。而此前朱元璋推行的“海禁”政策，与“耀兵异域”相比，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本质上完全相仿：那就是将一切可能的反对势力彻底扼杀在萌芽状态，确保政权的安宁。这一表面上看十分开放的行为，其幕后实际上是同样的保守动机。

　　在这种“耀兵异域”的思维下的海外贸易，其注定异化为对海外藩属的“金元外交”。当时的市舶司则从“海关”，变成了“统战部”。郑和下西洋恰恰是摧毁了宋元两代数百年来积累的中国商业文明和全球贸易体系。

　　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是一种“厚往薄来”的国际化“统战”。根据《永乐实录》记载，当时苏门达腊与柯枝（今印度科钦）等地胡椒每百斤价格约1两白银，明政府在《给赐番夷通例》中却规定，每百斤胡椒的采购价为20两，这种慷慨令世界瞠目。

　　“厚往薄来”的政策，在郑和下西洋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每到一地，郑和便“昭示思威”，大把撒钱。郑和还大量采集奇珍异宝，将航行变成一次奢侈品购物游，提升了其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含量。无论“买”还是“卖”，在郑和的强大游资介入后，市场秩序完全被扰乱乃至丧失，纯正的商业体系自此崩溃。

　　厚往薄来难以为继

　　“厚往薄来”，当然不是平等互利的商业，而是颇具中国特色的“赍赐经济”。大明朝的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撑起了帝国的虚幻的脸面。而已经形成并运行了数百年的中外商贸体系，被郑和切断了血脉。《明史·郑和传》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

　　而东南亚的“朝贡者”们，则可以免费搭乘郑和的伟大舰队，到中国大做其朝贡生意。据记载，明成祖在位期间（1402-1424），总共接待了193个使团。“赍赐经济”，日益成为明帝国沉重的经济负担并造成白银大量流失。在明成祖驾崩前三年，明代官员们的工资除了春夏两季能领到银两外，秋冬都只能领取胡椒、苏木。这种胡椒、苏木成为另类“代价工资券”一直使用了40多年才库存耗净。

　　成化年间，有太监鼓动明宪宗再下西洋。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文件，愤怒地说：“三宝（郑和）下西洋，废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殊域周咨录》）。

　　明代经济与宋元时期的民间性质的海外扩张贸易有本质不同。“海禁”造成不仅沿海走私之风泛滥，倭寇之患更为猖獗；也给民间财富造成严重损失。这从另一面也许解释了郑和下西洋这种海外宣威的“面子工程”的难以为继。这或许能从另一个方面让我们了解郑和下西洋为何无疾而终。

　　(《大国海盗》2011年6月 山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