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报人、散文大家黄裳(1919-2012)近日驾鹤归山，浦江之滨又走了一位文化老人。众所周知，黄裳先生学识渊博，下笔成趣，他的文字记山川、品人物、论时政、评戏剧、说版本、话藏书，浅唱低吟，轻歌曼舞，平淡琐细之中有真知灼见，酣畅淋漓之中见深厚质朴———常常纳闷，他那支笔究竟是怎样练成的？ 　　黄裳一生与书结缘，读书，品书，写书，译书，藏书。知之者言，黄裳其人其实就是一部书，一部许多人都爱读的书，一部淡定从容有风景有识见有性情的奇书。 　　名士风流 　　黄裳祖籍山东益都（今青州市），原名容鼎昌———今天知道这个名字的可能已经不多了。 　　先生作文所用笔名颇多，如吴痴、朱慧深、沈意之、勉仲、一知等等不一而足，但独对“黄裳”二字情有独钟。据说此名与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有关，黄裳与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既是同学又是挚友，传言他追求黄宗英，结果被婉拒，为了表示自己的痴情，遂取“黄宗英衣裳”之意，用了这个笔名。当时黄宗英在上海当演员，因主演喜剧《甜姐儿》而知名，喜欢她的观众都叫她“甜姐儿”。这时黄裳正痴迷收藏旧书，买了一册不易搜寻的《痴婆子传》。后来这事儿不知怎么被钱钟书知道了，专门写了“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一联相赠，给后人留下了一段文坛趣话。 　　这幅对联被黄裳写入散文《断简零篇室摭忆》，后来他又觅得钱钟书原笺，寄给为其整理、编选书信的学者李辉。黄裳在信中说：“偶检得钱默存（钱钟书字默存）旧信一纸，系一九四九或一九五零年作，前未发表。因兄长文曾提到此事，得此为证，良佳。《书简》前或可增原迹印本数通，此亦可增入，可增兴趣。”  　　关于此事还有另外一说。据黄宗江自述，说是当年他爱演戏，黄裳对他说唱戏得有个艺名，于是便自作主张地代他起名“黄裳”。但黄宗江觉得这个名字脂粉气太浓，不如自己的名字好，没用，没想到后来却被黄裳自用了，并且用了一生。对于这些说法，黄裳都是一笑了之，未置可否———但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前说，因为那才是黄裳所迷恋的传统文人的风流情怀，也是我心目中黄裳的做派。 　　知名作家和报人李辉关注和研究黄裳多年，对黄裳的文人气和名士气知之甚深。他在文章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 　　1943年黄裳旅居成都，2月15日这一天他写了这样一首诗：“无端姿媚泥人生，琥珀调羹手自擎。知是殷勤知是惜，此情如水不分明。”诗后的跋这样写道：“时借寓春熙路上，天井中有芭蕉甚大。夜半闻游女歌声，不能成寐。”活脱一个可爱的青年，竟为院外女子的歌声而失眠，并将这一体验变成了诗。 　　可惜，这种率真和浪漫今天看来似乎已成为一种久远的情怀了。 　　才子情怀 　　熟悉黄裳的人都知道，黄裳是个“多面圣手”，当记者，写文章，搞翻译，玩收藏，样样精通。黄裳与汪曾祺、黄永玉交厚，1947年前后，汪曾祺在上海致远中学教书，黄永玉在闵行县中学教书，每逢周末，两人就相约去找黄裳。黄永玉在文章中回忆说： 　　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文汇编副刊、中兴轮船高级干部、写文章、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翻译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出几本散文集，还有什么收入？伺候年老的妈妈，住房及水电杂费，还有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  　　对于三人在沪上的这段交往，从黄裳的《故人书简》中亦可得到印证：“认识曾祺，大约是在1947至1948年顷，在巴金家里。那里经常有萧珊西南联大的同学出入，这样就认识了，很快成了熟人。常在一起到小店去喝酒，到DD’S去吃咖啡，海阔天空地神聊。一起玩的还有黄永玉，一个写小说的，一个刻木刻、画画的，都是才气纵横但穷得叮当响的‘文化人’。” 　　黄永玉文中提到的长篇小说《莫洛博士岛》本是黄裳的老师李林翻译，李林就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师长和才华横溢的翻译家，抗战晚期不幸去世。当时《莫洛博士岛》只翻译了开头部分，抗战胜利后，黄裳将小说完成，1948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署名“李林、黄裳”。关于这本小说，黄裳在《题跋一束》中这样说到：“此为续成先师李林先生未竟遗译。时余在上海，文汇报已封门，闭门索居成此，遂得列入‘译文丛书’中。此丛书第一种为鲁迅先生译书，余最为尊重。不意十年后乃能以拙劣之译本厕身其中，以为绝大光荣。” 　　黄裳的翻译生涯由此起步。黄裳作文，最为拿手的是读书、怀人文字，这些文字“常举史事，不离现实，笔锋带着情感，虽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快感———而翻译对于黄裳来讲，只是副业而已。但就是玩票儿，黄裳也做出了大成就，后来他又出版了多种译作，《猎人笔记》就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一部。 　　书人书事 　　何为书人？读过一本小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书人者，以书维生之人也。醒即抓书，如厕读书，等车看书，上班编书，下班买书，灯下找书翻书写书。”黄裳就是这样的书人。 　　黄裳一生著作等身，其文化散文也是独步天下———之所以如此，与他手不释卷勤于读书是密不可分的。《文汇报》知名编辑刘绪源对先生读书之多深有体会：“黄裳看书真多，每次去他家，总是在看书，桌上，沙发上，茶几上，都摊着几本看了一半的书。过去他当编辑，每天中午要上书店，自称是‘书店巡阅使’。后来年纪大了，他也一直要买书。我就替他买过许多书，书的种类非常杂，品位很高。”现代文学史学者陈子善则对黄裳的书斋印象颇深：“我还记得他没搬家之前，那个房子比较小，他的饭厅、客厅里全部是书，都堆到了天花板，所以不论哪里都是他的书房。但是他把书整理得很好，都拿牛皮纸包着保护着，是非常爱书的人。” 　　黄裳藏书无数，而他最为得意的一本藏书，是他自己的《锦帆集外》。这本书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后来他自己印了唯一的一部线装本，自己留着把玩———自己写，自己印，自己藏，真玩家也！ 　　黄裳收藏古书眼光老辣，他们那一代人普遍轻视明清刻本，黄裳称得上是第一个重视清代刻本的收藏家，他的那部《清代版刻一隅》就是证明。黄裳发掘了很多工艺精美的清代版刻，也写了一些文章。他不仅是藏书家，还是版本学家，出过许多文集，介绍他的藏书，从怎么得到的到版本考证等等，这些书都值得后人一读。文革期间，黄裳精心收藏的这些书籍全被抄没，据说被抄去的书“仅属国家二类古籍的就有828种，2160册”。黄裳后来在《书祭》一文中无可奈何地叹息道：“人们花了一个整天又一个上午，总算把我全部印有黑字的本本全部运走了。” 　　黄裳不仅藏书，还喜收藏名人手迹。1940年代末期，黄裳写信向远在北平的沈从文先生索字。沈先生是个极为认真的人，接到黄的来信后，先后三次寄来了自己的书法作品，其中最后寄的长幅十分珍贵，系沈从文、张充和和杨振声三人合写，右下方题记云“霁清轩中三人同书”。黄裳最欣赏张充和，旋托好友靳以向张讨字。但此后不久，江山易手，张充和随夫君赴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三十多年后，著名诗人和学者卞之琳访美见到张充和，谈及旧雨新知，张翻出当年靳以代黄裳求字的信，旧情拥怀，挥笔为黄裳书写《归去来辞》，并附言道愧：“附上拙书一幅，想来你已忘记此事，因靳以四九年的信尚在，非了此心愿不可。”张充这纸《归去来辞》让黄裳“真是说不出什么滋味，痴坐了许久”，随后写下了《宿诺》一文，记下了这段颇为传奇的因缘。 　　收官之际，想起了不久前刚刚离世的周汝昌老先生。周汝昌与黄裳是同窗至交，两人相逢南开，因半部红楼梦结缘一世。少年黄裳在周汝昌眼里是“大眼，长睫毛，闪闪有神，流露着聪慧之气”，而周在黄裳眼里则是“细长身材，清疏眉眼，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气”。我想，两位长者今年相约一起远行，天堂之旅该不会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