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的建筑专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两人生前保护了许多古建筑，在他们身后却也难免在急功近利的商业房地产开发狂潮下，其故居被拆毁的命运。2012年7月末，命途多舛的梁林故居，在历经两年的拆保拉锯战后终在今年初被拆掉，又于近日几经折腾后开始重建。 　　梁林故居的命运，让人想起了在这里曾经活跃一时的文学沙龙“太太的客厅”，一座座名人故居的消逝，也让人联想起1930年代在京城曾经兴旺的京派文学沙龙的命运。包括以周作人为核心的苦雨斋群落、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朱光潜主持的“读诗会”，以及由《大公报·文艺》组织的茶会与聚餐会。而在地理位置上，它们则主要分布于北京的五个地方：西直门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北总布胡同三号、慈慧殿三号，以及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茶社与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 　　1930年代 　　京派文学群落的形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里高校林立，报纸、杂志数量众多，居全国之首，当时中国较有影响的报纸和出版社几乎都在其中，因而聚集着大批的学者、作家。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张作霖入主北京，实行高压文化政策，许多期刊被取缔，刊物数急遽减少。据统计，1929年，北京新创的刊物只得三份；1930年，则只有八份，且不久即悉数停刊。高压的文化政策也波及北京各高校，其结果是学术化与专业化，连北大校长蒋梦麟那时也说：“北大今后要取宁静致远的方针，好好下几年埋头功夫。”在此种境况下，许多学者、作家只好纷纷选择南下。 　　南下的首选是上海。上海位居港口，各国人员往来频繁。上海的租界和十里洋场，因着相对自由的文化环境，无疑也被这些学者、作家视为难得的避难地和栖息地。克川在《十年来中国的文坛》中说：“国立九大不发钱，大学教授得不到‘子儿’，纷纷南下了……就是学生们也因为汇兑不通，或生计逼迫，或要到南方的新世界里生活……北京的学术界完全停顿。”而当时上海的刊物，据统计，光1930年新创的就多达数十份，跟北京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上海便取代了北京，成为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 　　但即使是在如此恶劣的境况下，仍有一些学者、作家选择坚守在北京。周作人即为其中的代表。新文化运动退潮后，周作人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经营“自己的园地”，由“流氓鬼”变为“绅士鬼”，文章由“凌厉浮躁”转向“冲淡平和”。以周作人为核心，以跟他从而游的学生废名、俞平伯等为成员，1926年后，围绕周作人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文学群落。他们是京派文学群落的早期代表。 　　周作人等人所以坚守北平，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他们对北平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的热爱。二是当时上海已为左翼革命文学的大本营，盛行“革命浪漫主义”，凡不革命的文学即被他们视为需要被打倒的对象。周作人等人“不左不右”，显然不利于在上海生存。事实上，1930年，周作人等同仁刊物《骆驼草》甫一创办，即被左翼作家斥为“命定地趋于死亡的没落”。 　　1931年后，随着胡适、沈从文等南下的学者、作家陆续回到北京，林徽因、梁宗岱、李健吾等人留学归国汇聚北京高校，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等人考上清华、北大等大学，再加上之前即留守北京的周作人等人，一时间，北京的文化力量蔚为壮观。这些人，他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创办文学刊物、举行各种文学活动，使北平的文化环境再度焕发出蓬勃的生机。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引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京海之争”，自此，这一批主要聚集于平津地区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作家、诗人、批评家便被视为“京派”。 　　梁林故居的 　　文化、精神价值 　　1930年代在京城曾经兴旺的京派文学沙龙中，以位于北总布胡同24号的“太太的客厅”较为著名，沙龙的主人林徽因聪慧秀雅，除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学家外，还对文学创作具有极高的天赋，是京派文学群落里的一位重要作家，她的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她交游广阔，热情好客，是故，她的家北总布胡同三号（彼时门牌号）便成为了京派文人雅士的一个重要聚会场所，形成了现代文学、文化史上著名的“太太的客厅”沙龙。 　　尽管中国的建筑专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两人生前保护了许多古建筑，在他们身后却也难免在急功近利的商业房地产开发狂潮下，其故居被拆毁的命运。2012年7月末，命途多舛的梁林故居，在历经两年的拆保拉锯战后终在今年初被拆掉，又于近日几经折腾后开始重建。 　　傅光明在《名人与老房子·林徽因———北总布胡同24号太太的客厅》中说：“人区别动物是因他有并非源于生物本能的思想的记忆。忆古幽思，追寻往昔，便是这种记忆最艺术的体现。当历史成为久远的时候，它却可以复活。令人惊奇的是，它往往会淘洗掉许许多多故去的斑驳泥沙，而只把亮丽的光影诗一般地留下来。尽管它很可能已经残破不全，像兀立于茫茫戈壁上的阳关和玉门关遗迹，只剩下苍凉、悲怆的历史留痕，或者像考古发掘出的文物短简残片，只剩下难以续写的历史遗憾，甚至什么也没有留下，只剩下‘白云千载空悠悠’，但它所承载的历史沧桑，该是曾经多么辉煌厚重的生命乐章。” 　　一般的文物古迹如此。名人故居更是如此。我们甚至可说，名人故居，其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居”，而是在于那为人类、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作出了极为重要贡献的“名人”。“居”因“人”而彰显。但当“人”逝去后，他们之“居”却可以成为我们忆古幽思、追寻往昔、凭吊他们之“人”的极为重要的场所。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价值。远高于热闹在一时的商业利益。梁林两人已逝去，但通过他们的故居，我们却可以感受、领悟、触摸到他们生命与人格的热度。 　　京派文学沙龙 　　的分布与特色 　　19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左翼、海派与京派。左翼以“革命文学”为主张号召天下，海派则挟商业冲荡文坛。京派在文学主张上，既反对左翼“革命文学”的教条主义，也反对海派的商业化，坚守文学的审美本位，坚持严肃、纯正的文学观，具有一种文学与文化的理想主义色彩。 　　其时，左翼与海派以上海为大本营，京派则以北京为营垒。在某种意义上，京派文学的创作，可谓代表着当时北京文学创作的水准与成就。因此，他们所举办的文学沙龙，在当时北京的各种沙龙中具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京派的文学沙龙主要有四个：以周作人为核心的苦雨斋群落、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朱光潜主持的“读诗会”，以及由《大公报·文艺》组织的茶会与聚餐会。而在地理位置上，它们则主要分布于北京的五个地方，分别为：西直门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北总布胡同三号、慈慧殿三号，以及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茶社与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 　　京派四沙龙各具特色，其举办的目的、趣味、参与人员、活动的主要内容等也不尽相同。周作人苦雨斋群落较具传统色彩，人员交游较重心灵契合与趣味的重叠，这反映到文学主张上，与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倾向“趣味主义”的前期京派是一致的。苦雨斋群落在人员构成上也具一定封闭性，周虽交游广阔，但能成为其核心成员的亦仅为废名、俞平伯等少数几人；且其感兴趣的也多为“清冷之学”。因而当时影响并不大，甚至是有点寂寞的。 　　林徽因“太太的客厅”无疑是当时京派四沙龙中最为著名的；其活动内容主要交流、切磋各种文学问题。它的参与人员多具留洋背景，大多切身地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因而与苦雨斋群落相比，在交流方式上，更偏重知识与智慧；且两者在人员构成上，也几无重合。朱光潜所主持的“读诗会”，以朗诵诗与探讨诗歌问题为主，其参与人员则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京派成员。而由《大公报·文艺》组织的来今雨轩茶会与丰泽园聚餐会，则并无一定的谈话内容，主要是为编辑与作者、作者与作者间的交流、增进感情而举办，但话题也大致以文学与写作为主；参与者亦多为京派学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