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于伟慧

　　2016年12月，藏北秘岭团队在拉萨集结，进入羌塘进行拍摄。我去羌塘，一是想看看人类曾经的家园，这是外部原因，还有一个个人原因，是关于我的父亲，他热爱高海拔攀登，而高海拔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我想去看看他曾去过的高度的风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北秘岭团队中这群和我一样签署了生死协议的人，这群要在最冷的季节，逆流而上的“疯子”。我们的故事，是关于一群有幸得以进入羌塘的普通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制片人蔡宇是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中年人，对于羌塘也好，对于藏北秘岭也好，其实他才是有着最强烈情怀和创作欲望的那个人。作为制片人和领队的他，肩负48个人生命所带来的压力，在高强度连轴工作中，留给他自己的时间其实很少很少。对蔡宇而言，身在无人区里的每一分钟，都是奢侈的美梦成真。

　　贵哥是团队中年龄最大的成员，他与我父亲同龄，是经验丰富的主摄影，他非常重视这个能够进入无人区拍摄的机会，提前展开了锻炼计划，自行购买了装备，并且提前到拉萨进行适应。但他却在队伍出发前患上了高原病。贵哥选择坚守职责随队进发，队伍尚未进入无人区，却不断地减员，危机四伏的不仅是无人区，更是脆弱的人心。《藏北秘岭》实际上是关于一群人在无人区里彼此相处，以及与自己相处的故事。无信号，与世隔绝，重复的日程与面孔，艰苦的环境和生存的压力，会将人逼入身心俱疲的焦虑状态。

　　头车司机巴桑担任最重要的领航工作。在无人区里，由于我们的路线没有任何前例及参考，头车带领的方向，可以说是决定了整个车队的生死。巴桑是个80后，皮肤黝黑得看不清表情，沉默寡言，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但他的安静却能给人一种坚定的踏实感。在无人区里，巴桑能够记住所有山的形状，能辨别出每一条车辙，他能探出冰的厚薄，他是当之无愧的羌塘“雪狼”。在无人区里巴桑用生命为剧组开道，并冒死带着两名藏族同胞，在无人区里展开越野大救援。在我们环绕普若岗日冰川的过程中，不仅每天与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野生保护动物为伴，还有一群高原狼。在羌塘无人区里，人并不是万物之灵，这里有的，只是众生平等。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难以启齿又无法解决的伤痛，应该给自己一个与自己和解、与过往和解、与他人和解的机会。这是无人区给我上的第一课，也是我们《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的故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