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乔生

　　诗无达诂，象有多义。

　　文学家鲁迅在平面设计方面颇有建树，如国徽、校徽、书刊封面和房屋改造图等。最近一个时期，鲁迅设计北大校徽引发了学界和大众的关注，成为热点话题。

　　我们正在编辑《鲁迅手稿全集》，收录现存所有鲁迅手稿、手迹，其中有一部分是鲁迅手绘图案，有猫头鹰、蜜蜂、国徽等，北大校徽图案自然也在收录之列。但鲁迅的设计草图已不存世，所以全集只能收入黑白复印件。其间，有专家提出见过最早的白底蓝字的北大校徽，曾在鲁迅博物馆展出，可对实物照相或扫描制版。可惜的是，鲁迅博物馆的这枚北大校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丢失，所以一时竟无从对证。不过，这种鲁迅设计原图与现在面貌的差异也正说明：在北大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校徽的图案和颜色发生过变化，如增加英文校名、文字颜色由黑变红等。但鲁迅设计的篆书“北大”二字图案始终未变，而且总是处于徽章的核心位置。

　　因鲁迅博物馆所藏北大校徽丢失的话题引起一定反响，博物馆一位退休职工、也是《鲁迅手稿全集》编委会专家之一叶淑穗同志在2021年5月18日的《北京晚报》上发表了《寻“徽”三十余载：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原件丢失始末》一文，回忆了遗失细节。那是1985年4月18日，鲁迅博物馆在接待外宾讲解时，发现展厅陈列柜中的校徽丢失。文章发表后，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家属致电《北京晚报》编辑部，告知其家中有一枚这样的校徽。在《北京晚报》编辑陪同下，校徽持有者高继辉先生来到鲁迅博物馆，出示校徽请专家鉴定。这枚徽章白底黑字，背面印有编号744，系持有者的岳父屈震寰所有。屈震寰是河北定县人，1906年生，1925年入北大预科，1926—1928年离校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1929—1932年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学习并毕业。鉴定完成后，家属决定将其捐赠给鲁迅博物馆。这里可以提前做一个预告，观众在今年下半年改造完成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生平陈列中，将看到这枚校徽——尽管这并不是鲁迅设计后的第一批制品。鲁迅设计校徽时期的北京大学，每年招收学生很少，因此，第一批校徽恐怕已不存世了。

　　此外，还有一个契机。今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演绎新文化运动诸先贤故事时，设计了一个吸引人的情节，就是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1912年5月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蔡元培1916年1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学校还没有校徽和旌旗。蔡元培正是在考虑设计制作校徽时，想起鲁迅，遂写信委托此事。大力倡导美育理念的是蔡元培，鲁迅是拥护者和实践者，曾被蔡元培安排在教育部主办的夏期美术讲习班上讲授《美术概论》。在日常交往中，蔡元培得知鲁迅收藏古代美术品，曾经写信给鲁迅交流心得，还向鲁迅借阅过拓片。所以从两人实际交往来看，蔡元培看重的是鲁迅的艺术鉴赏力和对中国古代美术的研究成绩。

　　鲁迅接受蔡元培的委托并完成任务。他在1917年8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信中可能向蔡元培说明了自己的设计思路，可惜该信不存。

　　《觉醒年代》播出后，观众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鲁迅设计图案的象征意义，图案设计妙在何处。综合过去人们对校徽意义的解释，大概有三说：一是“三人成众”，二是“民族脊梁”，三是“师生关系”。

　　“三人成众”说，指的是校徽上“北大”二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形，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形，有如一个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意象。

　　“民族脊梁”说，认为鲁迅用“北大”两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希望北大学生成为国家民族复兴的脊梁。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北大同仁拿到鲁迅的设计图案，激动不已，交口称赞，即持此说。

　　我本人倾向第三种解释：“师生关系”说。

　　大学应以教师为主体，教师决定学校的水平和发展方向。1917年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着力于改造学校的风气，施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组建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鲁迅是教育部官员，当然了解学校的运行模式；他还担任过中学的教务长和校长，深知管理学校和教书育人的辛苦，因此将老师放在画面的中心位置。

　　至于校徽的艺术来源，一般解释说：篆书“北大”二字由三个人字图形组成，徽章形似瓦当，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特色。我同意这种释义。

　　总之，校徽的象征意义是多方面的，以上几种解说都有道理，都有参考价值。但当拍摄电视剧或创作其他文艺作品时，势必要在这些意义中进行选择。（据《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