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永加

　　近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神童”魏永康不幸英年早逝，时年38岁。人们闻讯不禁为之痛心惋惜，也有不少人从他身上的传奇开始反思神童现象。

　　宋代造神童成热潮

　　回望历史，宋代是出现神童较多的时代，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教育方式有关。但据史料记载，宋代神童虽多，但最后能够成为大材的却很少，有的神童长大后就淹没在人海里，再也没有闪过光，当时堪称“网红”神童的“方仲永”就是典型代表。

　　所谓神童，就是指那些智力超常的儿童，往往天生的成分较大，是可遇不可求的人才。然而在宋代却涌现出了一大批神童，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当时比较出名的神童有：王禹稱6岁、孔文仲7岁、 蒋堂6岁、黄庭坚7岁会作诗；王曾从小“善为文辞”，苏轼10岁“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叶梦得“嗜学早成”；张孝祥自幼“读书过目不忘，下笔顷刻数千言”；陈傅良儿时为文章，自成一家，等等。特别是江西金溪农家子弟方仲永5岁“未尝识书具”，但能“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更有甚者，神童杨亿“数岁不能言”，却突然吟咏出《登楼》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为此，宋代在贡举中专门设立了神童举，又叫童子举，经考试得官或赐出身，称为神童。其中宋真宗时的宋纷、晏殊、姜盖、李淑、蔡伯希等，先后中童子科，被赐予同进士或学究出身，而福建蔡伯希年龄最小，仅有3岁，宋真宗还为其赋诗一首：“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

　　正是宋代这种童子举制度，催生了人们造神童的热潮。因为这一科制的设立，为宋代士子提供了一条入仕的捷径。所以办学之风在宋中期大兴，显然与童子举不无关系，在京城开封和州县小学以及私人书院纷纷建立。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元丰时，置在京小学有“就傅”“初盆” 两斋。宋徽宗时办学之风尤甚，政和四年（1114年），小学生近千人，尚有继至者分十斋处之。收八岁至十二岁儿童，率以诵经书字多少，差次补内舍、上舍。州县小学参考在京城小学规约办学， 其学生皆备餐钱就食在校学习。

　　选拔神童重视诗赋作文能力

　　既然宋廷如此重视神童试，那当然想选到真正的神童。因为童子试比较热门，所以求试人数逐年增加。政和二年（1112年）九月，一次求试者竟达10人。对此，宋廷不以为荣，反而引以为患，他们发现神童的质量有问题，并不能尽如人意，所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控制。

　　宋廷要求地方州、县严格控制申报人数，在年龄上不得伪冒，“念书童子十岁以下许试”。宋廷对神童试的人数屡加限制， 其原因是求试者水平下降，引起大臣们的不满。官至南宋宰相的沈该曾就其原因分析： “（求试童子）但能读一诵，未能通义理作文”。再加上童子举，考试科目的单调、陈旧、人数太滥，造成神童质量严重下降。

　　对此，宋高宗很清醒，他曾说：“上有所好， 下必有甚焉， 盖由昨尝推恩一二童子， 故求试者云集， 此虽善事， 然可以知人主好恶，不可不审也……朕即位以来，童子以诵书推恩多矣，未闻有登科显名者。”所以，对于这些神童，宋高宗一方面限制参加童子试的人数，另一面对于推荐上来参加考试的神童，采取奖赏后均予以放归原籍。

　　对于童子试的改革，宋高宗从改革考试制度、考试内容着手。要求应试童子除记诵经文，须赋诗、会诵读、理解御制诗文，以考察考生的理解力和遣词造句的作文能力。

　　宋廷在完善童子举制度上做了不少尝试，但他们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把选出的幼小神童，培养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被宋廷赐予出身的神童，除少数出身于官宦之家子弟杨亿、晏殊、李淑等得官外，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培养他们，相反对绝大多数都予以遣返回原籍。

　　久而久之，这些神童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销声匿迹了。即使那些有幸被收入朝廷的少数神童，也有不少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培养，一样毫无建树。

　　王安石曾记述一个神童方仲永的遭遇。方仲永五岁时就会写诗作文，邻居乡亲看了他的诗文“甚为奇之”，并纷纷送钱资助，于是方仲永成了当时的“网红”神童。可是他的父亲不是好好培养孩子，而是拿儿子的天才来谋利，整天带着孩子访亲问友，以获取钱财，不再让他学习。于是渐渐“不称前时之闻”，而终成“泯然众人”，最终沦落乡野，无人问津。

　　对此，王安石感慨道：“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神童再聪明，如果得不到应有的继续培养和教育，也难成大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