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公”指唐宋时期寓居海南的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5位历史名臣。他们或因忠直被贬，或因政争南迁，与海南结下深厚历史渊源，成为连接中原文化与海南本土文明的重要桥梁。深化“五公”历史文化研究，对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9月12日至14日，在“第二届丘海论坛——‘五公’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学者深入挖掘“五公”文化及其当代价值，海南日报《理论周刊》摘编刊发，以飨读者。
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文玉：
关于李德裕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德裕作为唐后期著名的政治人物，历史影响颇大。专家学者对其研究成果颇多，但有几个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议。
比如，李德裕是否无党？“牛李党争”是唐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李德裕一向被视为李党首领，不是无党，但是李对事对人并非完全从朋党利益出发，而是从朝廷利益出发，故其朋党色彩不如牛党那么强烈。
又如，李德裕是否反对科举？李德裕并不反对科举，其祖父李栖筠就是进士出身，认为李德裕反对科举的观点与其家族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李德裕反对的是进士崇尚空谈的风气。当时进士科成为唐朝取士的主要途径，李德裕在执政时期针对此科存在的弊端，采取措施，加以改革。通过废除诗赋，增加经义、策论考试，罢黜宰相阅榜旧制，革除座主门生等系列举措，使得科举取士更加公平。所谓“李太尉德裕颇为寒进开路，及谪官南去， 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既如此，如何能说李德裕反对科举， 坚持门荫取士呢？关于李德裕改革科举制度，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与研究，从而在学术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
再如，李德裕被贬崖州是因为牛党排挤还是唐宣宗本意？
当前，关于李德裕在崖州的生活与影响研究不足，海南本地学者可深入挖掘，担起研究重任。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丁俊：
唐会昌年间处置回鹘南迁促防御格局完善
回鹘为唐代与突厥、吐蕃等并称的重要部落，其兴衰是唐史当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唐文宗开成末年，回鹘内乱，诸部奔散。其中嗢没斯与乌介可汗两支势力先后南迁附唐，恰值武宗即位、李德裕入相。
李德裕作为“掌制宰相”主管回鹘南迁事宜，既得益于武宗信任，更源于其独有的边事谋略与果断。面对会昌年间嗢没斯与乌介可汗两支势力，唐朝前期采取怀柔政策，给予粮食接济，同时坚持“蕃汉殊壤”，劝其返回旧疆；对其涉及朝廷安全与军事战略方面的要求，则严正拒绝。如乌介可汗要求借兵以复国，嗢没斯请求借军器甲胄等，唐朝都予以拒绝。此决策除虑及唐回旧谊，更因天德—振武北河防御体系隳败，边城守军孤弱。
李德裕在进行迂回博弈的同时，加紧布置边防：选择以河东节度使作为全局指挥，又将太原附近诸州作为回鹘内附人口的安置地域；当集中三镇兵力击败乌介可汗并夺回太和公主之后，才改为以幽州节度使为主，辅以黠戛斯的夹击，进一步打击东奔的回鹘残部。
此外，李德裕以嗢没斯部成立回鹘归义军来补充天德、振武的兵力，随后又增置大同军防御使，还推动西受降城、中受降城、东受降城的功能恢复，以及大同以北杷头烽等烽燧镇戍的修复等。这些举措既解决了回鹘部众分化、安置与征讨问题，更补全唐后期北边防御格局，最终促成“丰州都防御使—振武节度使—大同都防御使—幽州节度使”完整北部边防线的确立。
中国唐史学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拜根兴：
利与权成左右中晚唐各方关系的核心
“牛李党争”是唐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历来备受学界关注。上世纪中期以来，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形成了多种解读路径。例如：有的学者指出，帝王的权力牵制策略、宦官操纵政权及外廷的权力争夺是形成“牛李党争”的原因；有的学者将墓志碑刻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指出权力与利益之争、政治文化之争、政见之争及意气之争是党争的动因所在；有的学者指出，牛僧孺、李德裕是为官位和报私仇争斗，仅是党，并非政党。
本世纪以来，“牛李党争”的研究稍显沉寂。尤其在对元和三年制举案、长庆元年科举复试案等诸多史实的探讨，尚有进一步商榷的空间。对此，可以统合石刻碑志与传世文献，对争议问题再进行细致考释，揭示出“牛李党争”中的更多历史细节。唐文宗大和三年，李德裕拜相失败，仕进之途被牛僧孺、李宗闵阻拦，因此双方交恶，此为“牛李党争”之始。至唐宣宗大中二年李德裕被贬官崖州（今海南），“牛李党争”跨越三朝十年之久，李德裕最终病死于崖州。
在中晚唐皇权衰微背景下，宦官与朝臣、宦官之间、朝臣之间关系微妙，而利、权是左右彼此相互关系的核心。具体来说，党争的源头还在皇权。皇权强盛时期，党争往往是皇帝权术的绝妙体现，而皇权衰落时期，党争演变为朝廷不同势力角斗的表现形式之一，皇权成为双方斗争的挡箭牌。无论如何，重振皇权才是终结党争的根本所在。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董春林：
历史人物品格需要历史修辞指引和构造
唐人李商隐称李德裕为“万古之良相”，李德裕与唐武宗的君臣相知被誉为晚唐绝唱，后世多称其为贤相，评价甚高。李德裕的政绩，在反击回鹘、平定泽潞、加强相权、抑制宦官、裁汰冗官、改革科举制等方面均可称道。
虽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书写李德裕“怀挟着满胸私见”，但并未影响到宋人及后世对李德裕为政为人的肯定。追溯其源，唐人笔记小说对其书写功不可没。这些笔记小说书写李德裕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书写者通过历史修辞建构起李德裕政治形象，是在遵循历史事实基础上故事化描述李德裕的品格，这样的历史书写体现在文本修辞与历史关怀两个层面。其中关于李德裕的书写，主要起因于腐败和低落的政治环境中文人士大夫对会昌政局及李德裕积极政治主张的向往和怀念，即使有牛党后继者意图抹黑或污蔑李德裕，也未曾脱离历史事实对其书写的约束和影响。这种融入了复杂的历史修辞的历史书写，既包含书写者主观的意图表达，也包含一些被动修辞，还包含传抄者对李德裕书写的再修辞。
通过唐人笔记小说中对李德裕政治生活的书写，可以看到，历史修辞在历史事实基础上推动了李德裕政治形象的建构，李德裕政治形象从唐人笔记小说传递到宋人笔记书写中，故宋代士大夫对李德裕颇多好评。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深陷党争诟病的政治人物，如果能被后人熟知和传承近乎完美的优秀政治品格，显然需要依靠时代性的历史书写，更需要历史修辞的多重指引和构造。
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军：
政治氛围影响晚唐石刻书写真伪
以墓志及神道碑为主的石刻材料作为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日益成为中国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由于石刻材料往往出自官方或墓主亲友之手，为了凸显墓主的功绩，相关材料中通常存在谀墓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后世修成的史书，石刻材料的制作距离相关史事发生的时间更近，更容易受到当时政治氛围的影响，故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偏差。特别是随着唐后期朋党之争的持续，为了迎合斗争形势的需要，撰文者主动或被迫对相关史事进行建构，所以碑志中出现了不少虚构的历史情节。
唐宣宗李忱即位后，李德裕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方退出政治舞台，很多曾与其有过密切交往的政治人物，被刻意描写为李德裕的对立方。其中，崔郸与李德裕的关系较为亲善，但崔郸墓志的撰写者令狐绹却将崔郸的罢相归罪于李德裕。李德裕曾全力救解受到宦官仇士良迫害的旧相杨嗣复、李珏。在唐宣宗掌权的背景下，仇士良没有在受害者的碑志中被公开讨伐，主动施救的李德裕却在令狐梅、裴夷直等人的墓志中被描写成施害者。
由此可见，“牛李党争”作为中晚唐时期的政治顽疾，由于持续时间较长，故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产生了严重影响。除了斗争双方彼此倾轧以及交替执政之外，“牛李党争”还严重影响到了晚唐之际的碑志书写。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牛李党争”背景下生成的石刻文献时，应该秉持更为审慎的态度。
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兴吉：
唐朝良相谪居崖州留下千年文化印记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国力与文化高度发达的朝代，海南岛作为唐代的边疆地区，成为了唐代政治斗争中安置贬谪官员的地点。许多获罪的朝廷官员在谪居海南期间兴办教化，传播中原文化，对海南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其中，作为宰相的李德裕是贬谪海南的唐代官员中历史影响最深远的人物之一。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将李德裕誉为“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
李德裕在海南的时间不长，仅有一年多。他在唐宣宗时被贬为崖州司户，次年去世。在海南时期，李德裕留下了一些诗文，成为了海南历史上较早的历史文献。他曾拜谒此前同样被贬谪到海南并在海南去世的韦执谊的墓，写成了《祭韦相执谊文》，寄托哀思。他写著名的登高诗《登崖州城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同时，他还著有散文集《穷愁志》，将自己的文学观念与政治理想汇成一书，这些都是海南文学史上颇有华彩的篇章。
海南民众始终对李德裕这位历史名相怀有尊崇之情。在海南岛，长期流传着“李德裕后人化为黎人”的民间传说。清末时期，名臣张之洞曾特意委托海南当地官员，依据这一民间传说寻访李德裕的后裔。尽管民间传说未得到可靠史料证实，但传说的诞生与流传，从侧面体现了海南民众对李德裕的缅怀与追思，也凸显了其在海南历史文化记忆中的特殊地位。
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耿元骊：
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担当的悲剧英雄
靖康之变是改写宋朝命运的大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走向，而开封守城攻防是影响局势发展的关键环节。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作为开封第一次守城的指挥者，李纲为保卫开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守城虽然是一项军事行动，但是深深牵连着政治决策、军事技术、后勤供应等综合性问题。作为临时增补的高级官员、从未指挥过战斗的文人，李纲不仅有战略眼光，还展现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其军事智慧与冷静判断力在关键时刻尤为凸显。在短时间内，李纲能做好整顿军备、修复城防、安抚百姓、稳定汴京城内外局势等多项棘手任务，并最终击退了金军。
李纲对宋朝满怀忠诚之心，然而，在主和派的倾轧下，李纲不幸卷入宋徽宗、宋钦宗的父子权力矛盾当中，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同时，因与主和派在政治决策、军事路线上存在根本分歧，被诬陷为“挟持君父”，最终遭贬官流放。李纲离朝后，宋钦宗决意求和，随后金军围城。朝廷此时虽急召李纲从贬所返回驰援，但因路途遥远、宋军防线已崩，李纲尚未抵达，开封第二次守城便已失败，徽、钦二帝被俘。北宋最终以惨痛结局宣告覆灭。
李纲誓死抵抗、绝不屈服的气概，成为乱世当中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担当的悲剧英雄。这种精神深刻影响了南宋士人及后世认识，也激励了中华民族对于民族气节的追求。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马强：
李纲人格风范深受海南人民敬奉
人文精神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与升华形成的精神特征与性格气质，是维系与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精神核心要素，也是一位历史人物是否值得正面评价的重要标志。
“五公”中的李纲、赵鼎、李光、胡铨都是南宋初年的名臣士大夫。其中，李纲对当时与后世影响尤大。作为两宋之交著名的主战派领袖，李纲在靖康之难中曾力挽狂澜，组织东京保卫战，一度解除京师之围。南宋初建，他再被重用，积极参与新建王朝的建章立制，维护政局稳定，厥功至伟。
为何李纲在海南时日甚短，却依然深受海南人民敬奉与士大夫高评？李纲继承了自屈原、陆贽、范仲淹、苏轼以来形成的以国家社稷为生命之重的爱国忠君思想，虽屡遭贬谪而矢志不移，其个人才干与言行风范深受时人与后世赞誉和纪念，这与其独特的人格魅力、秉性气质与人文精神有密切关系。这也是他不同于南宋一般文臣武将的非凡之处。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高度评价李纲“虽以谗间窜斥，屡濒九死，而其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得而夺者，亦可谓一世之伟人矣”，可谓知人确论，深刻揭示了李纲爱国忠君精神的特征。
两宋之际的李纲，作为著名的政治家与文学家，一生捍卫赵宋王朝，几度在社稷危急存亡之际临危受命，忘身于外，鞠躬尽瘁。今天，我们纪念与研究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李纲是不可或缺的一员，其内在的精神伟力及人文精神，值得深入研究并发扬光大。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研究生杨云飞：
赵鼎历史形象演变及影响
赵鼎被认为在《宋史》等官方文献中评价最高的南宋初期宰相，长久以来作为对抗秦桧的正直之士为世人所铭记，关于其形象如何在政治、学术与史学编纂的多重张力中逐渐定型，在学界却鲜有关注。
绍兴十七年，赵鼎被秦桧迫害，绝食自尽于海南吉阳军。临终前，赵鼎不愿屈从秦桧的淫威，也希望给后人留下自己为朝廷为黎民的真心，因此留下了一批遗文。
乾道年间，赵鼎名声恢复，其亲旧遍布的浙东地区开展了一次重建赵鼎事迹的工作，而这些文献为编年体史书所引，成为了赵鼎身后形象的重要来源。
然而，当时其他学者如朱熹等人批评赵鼎“大义不甚分明”，对其主和政策及学术造诣的评价多有保留。庆元党禁以降，随着韩侂胄北伐失败与道学地位上升，赵鼎因护佑程学之功被纳入护道政治家的谱系，最终在元代史臣笔下完成“中兴贤相之首”的神话化。赵鼎形象的演变既是其自我书写与后世文本重构的交织结果，亦折射出南宋政治生态、学派竞争及史学书写的复杂互动。
由于在绍兴初年担任宰相时吸引了大量伊川后学入朝，赵鼎最终在宋末被认定为帮助理学复兴的重要人物。在政治和思想的双重“认证”下，赵鼎留下了千古芳名。赵鼎形象的背后，不仅仅是赵鼎这样的高层士大夫一人的历史功过，更折射出整个南宋政治和史学思想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发展、变化。
江苏凤凰出版社总编辑、编审林日波：
李光在琼著作《读易详说》成“以史解易”典范
李光是南宋名臣，初入仕途，便禀其忠直之性，施政不畏豪横，建言不避权要，在宋室南渡伊始的混乱局面中，作为一名地方官，更是智勇兼备，从容筹策，力保一方平安，展现出卓越的见识与才干。李光命运的转折是从力阻和议、面斥秦桧开始的，而后，屡遭政敌打压，被一贬再贬。
李光晚年在琼州完成了《读易详说》十卷。该书久已散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体存其全貌。李光解《易》，摒弃汉代象数学传统，多以史为证，通过援引史事来阐释卦爻辞中的君臣之道与处世哲学，强调《易》的经世致用价值。
就论解特色而言，李光在书中寄寓了个人对历史的理解和政治主张，其论解或言简意赅，点到为止；或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或正反对比，得失相较；有时，李光则基于对自己境遇的认识，表达全身远祸、适时进退的观点。
李光《读易详说》颇具特色，在宋代易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后世学者以史解《易》的典范。易学家徐志锐称此书为“愤世之作”，“他坚持了《易》哲学与政治结合的方向，使义理的研究更注重于社会实际，从而显现出易学的实用价值。在宋代的易学史中，李光《读易详说》代表着一个流派的出现。其后又有杨万里引史以证经，可视为这一流派的接续。”易学家潘雨廷则进一步指出：“李氏此书已多采史事，然仍重说理，与《诚斋易传》一意于史事之配合，体例当有一间。”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建生：
君子小人之辨、正邪之分塑造胡铨形象
胡铨作为南宋初年的名臣，在历史上拥有极高声誉。他反对和议的奏疏远播天下，反和斗士的形象深入人心。
绍兴八年（1138年）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本不在侍从、台谏之列，却毅然决然地写了奏疏，坚决反对和议，乞斩秦桧、孙近、王伦，即著名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整篇奏疏情绪激昂，一气呵成，可谓理直而气壮，极富感染力。胡铨反和斗士的形象，自绍兴八年上疏之日起树立。
当时，因和议尚未落实、公论难犯，决策层在处置胡铨方面尚有所顾忌，胡铨最终被贬任签书威武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后面，伴随着和议政策的落实与巩固，秦桧之党对反对和议的文士，开始了清算，处罚力度加剧。绍兴十二年（1142年）七月，胡铨除名新州编管。后又被罗织罪名，移送吉阳军编管。秦桧及其党羽的迫害，成就了胡铨的英名。
在绍兴贬谪期间，胡铨注重内心的涵养，砥砺君子人格。李弥逊以修德养心勉励胡铨，胡铨以处困之道激励方畴，可看出胡铨朋友圈中竞相以君子涵养心性相期待。秦桧卒后，胡铨的政治处境逐渐得到改善；其忠义直节、砥砺操守的正人君子形象，在士大夫群体中得到广泛认同，成为胡铨另一突出的形象。
胡铨君子形象的形成，明面上属于和战之争对士大夫政治选择的直接影响，深层原因却源于宋代君子小人之辨、正邪之分的思想文化观念。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阮忠：
从“四公”诗词看苏东坡文化影响
北宋苏东坡与“五公”分处不同朝代，李德裕在晚唐，李光、李纲、赵鼎、胡铨处南宋，有南宋四大名臣之称（下称“四公”），六人都曾被流贬而寓居海南。
李德裕849年被贬到崖州，苏东坡1097年被贬到儋州，两人相距248年。李德裕好读书，好著书为文，但在崖州近一年时间所传诗文甚少，有诗《寄家书》《岭外守岁》《登崖州城作》。文章除《穷愁志》外，有书信数封。对《穷愁志》写作时间的判断，按苏东坡关于经学三书《易传》《书传》《论语说》的说法，可以说《穷愁志》完成于崖州。《穷愁志》评史论今、以古讽今，审视历史教训，阐述自我的现实思考，有深切的社会关怀。
南宋“四公”和苏东坡的关联主要在于“四公”以诗歌咏东坡。他们仿效东坡作文，在超脱自然的人生境界上学习东坡，并像东坡一样兴学；较集中地在词的创作上主动接受东坡的影响，化用东坡的诗为词，引时政入词，风格沉郁而旷放。而在“四公”中，对东坡思想接受最突出的是李光。他随着苏东坡的遗迹，写了一系列关于琼州双泉和儋州载酒堂的诗，还学习东坡的和陶诗，在诗歌中吟咏陶渊明。
总之，寓岛——苏东坡与李德裕及“四公”的共同遭遇，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苏东坡仿若一座桥梁，连接起李德裕和“四公”，也连接了晚唐到南宋的文化，从中可以窥见李德裕与苏东坡有着怎样的关联，看到“四公”诗词中体现出来的东坡文化现象及其深远的社会影响。
（整理/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才丰 张琬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