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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纪鑫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年5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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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选萃
最早被曾纪鑫先生的文字打动,是拜读他的《千古大变局》。成竹在胸的大局观辅以抽丝剥茧的剖析,纵横捭阖的气势佐以缜密周到的论证,激愤慷慨的悲歌间以深沉隽永的情感,构成曾纪鑫大历史散文的独特风格。他对历史趋势的把握,不单是写景抒情的散文家无法企及的,甚至远远超过一般的史学工作者。他秉持“不把历史人物拔高神化、矮化鬼化”的原则,以史料为依据,言人之所未曾言,言人之所未敢言,体现出一个作家超人的胆识。
在纪鑫先生的新作《一个人能够走多远》里,我又一次被他的胆识所打动。
胆识源于责任感。
从题材上看,这是一部记游散文,但却冠以《曾纪鑫读史》的副标题。千万不要忽视这个副标题,这恰恰是全书的主要特色所在。
古人携酒游山,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色之间”之说,意趣可谓旷达,但未免稍欠深沉。曾纪鑫徒手游山,“先生之意不在山水,在于寻史探秘”。其内心之追求,由此可见端倪。
山水怡情,名胜骋目。外出游览本来就是为了放松心情,放浪形骸,倒也无可厚非。但将旅游视为“读史”,轻松中自找沉重,无声处聆听惊雷,则表现出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当下的中国,最缺少的就是责任感。单从这一点而言,《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就值得一读。
文集中《英雄的出路与末路》是写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传统的历史典籍将李自成归入“流寇”之类,当然,其中带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因素。但是,近百年来,李自成被推为“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的代表人物之一。究竟孰是孰非?纪鑫先生没有正面回答。他在介绍与李自成有关的遗址时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考证,客观地记述了李自成一生由驿卒到无业游民、起义军普通一员、小头目、将领、闯王、大顺帝直到败将、被杀或禅隐的经历。他认为:李自成“无法实现由流寇到帝王的转型”,而且李自成“即使转型成功”,建立的也是与历代王朝没有什么区别的换汤不换药的“李家王朝”而已。
如果我没有错读的话,曾纪鑫先生似乎并不赞同李自成式的“武功”可以推动社会向前进步。如果把《英雄的出路与末路》和《高原壮歌》比对着阅读,似乎可以看出他更为看重文成公主和亲之类的“文治”的策略。
《高原壮歌》以文成公主在西藏的影响为主线,记述了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促进中原与西藏的文化交融,维护唐朝与吐蕃、汉族与藏族和平友好关系的事迹。与《英雄的出路与末路》相比,一边是金戈铁马、血流成河,一边是春风化雨,文明建树。两位主人翁的结局的写法也不一样。李自成“三十九岁的生命”,“糊里糊涂地凋落在一群从未走出大山的农民之手”,“大顺政权由一群迫于生计的农民艰难开创,以中华大地为舞台,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活剧,最后,又经一群农民之手,悄然合上了帷幕。”而文成公主的身影,却长存“在潺潺的水声中,在千百年来吹拂不息的缓缓和风中”,“千年如斯……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浸润、感染着这里的一切。这该是一种怎样的坚强、坚韧与坚守……那永远年轻的美丽形象,正耸立在前方那千年不化的雪山峰巅。”两相比较,不难看出隐藏在文字背后摈弃暴力、崇尚文明的理念。
《从汴京到赵家堡》从“富丽甲天下”的赵宋王朝首都汴京写到“自古繁华”的南都临安,落笔于隐匿在东南一隅的赵家堡,串起赵氏皇室三百余年的兴盛与衰亡。
当今之世,旅游几乎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时尚。但是,时下的旅游几乎成为一种赶鸭式的集体无意识游走。旅游的经营者和参与者都理直气壮地宣称:旅游就是拿钱买苦吃,拿钱买罪受。实际上,这是对旅游理念的误导。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按照曾纪鑫的理念,旅游是一个人“人生的行走”的一种方式,是现代人以自己的“行走与思维”对前人“曾经行走过的地方或其归宿之地……做一番个性化的探究与诠释”。曾纪鑫每到一处,不随俗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不满足于声色犬马的观赏,不盲从于滔滔不绝的导游词,而是广泛搜罗当地有关文史资料,进行“个性化的探究与诠释”。史料的丰富、辨析的精到,成为《一个人能够走多远》的又一特色。
人的一生,身躯所能抵达的地方是极其有限的。唯有张开思想的翅膀,才能实现人生最大的自由。有胆识,肯探索,心有多远,就能够走多远。这,就是曾纪鑫新著《一个人能够走多远》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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