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英在国际会议上发言。（摄于1983年）受访者供图

　　何英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的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何英故居。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豌 摄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豌

　　20世纪初出生于琼海市一贫苦的农民家庭，13岁下南洋，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先后参与并促成我国与非洲多国的建交，一度官至外交部副部长，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贡献了巨大力量。

　　如此传奇的经历，说的便是从琼海走出去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何英。1993年10月3日，何英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今年恰逢何英诞辰110周年，纪念何英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也将于11月14日在海口举行。

　　斯人已去30载，音容笑貌犹在，他所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也将泽被后世。“他一生奋斗不止，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参与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多个开创性的历史事件，他是海南人民的骄傲！”海南省史志学会副会长莫壮才说。

　　成长于贫苦家庭

　　琼海市嘉积镇不偏村是著名的侨乡，也是何英的故乡。

　　在不偏村，一棵百年荔枝树旁，一处由三间横屋组成的青砖瓦房，正是何英故居。推开木门，可见中间一间为会客厅，两侧均为卧室，进门左手边的卧室已于2017年被整理出来，用于何英生平简介、老物件及相片展览，其中不乏何英生前与多位国家领导人及多国元首的合影。

　　“其实何英故居原来是土屋，被1973年那场特大台风吹坏，后来1984年就用砖瓦重建了现在这座。”何英的侄孙女何书玉对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介绍。

　　而故事皆从那间已消失的土屋说起。

　　何英，原名何君灿，1914年出生于不偏村，父母均务农，家中贫苦，为维持生计，何父从何英小时候起，就下南洋赚钱谋生，但因意外丧生于海上。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懂事的何英早早挑起了养家的担子——13岁那年，尚年幼的他便告别家人，坐着一艘人工帆船，从博鳌一处港口出发，继续父亲未完成的冒险，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陆续当过学徒、店员、工人。

　　“那时候下南洋的人，途中遇上风浪翻进海里找都找不着的不在少数，可以看出他从小就有异于常人的勇气和胆量。”何书玉说。

　　异国他乡的经历，磨砺了何英的意志，也使他更坚定了一颗爱国心。15岁时在马来亚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6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了马来亚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巡视员等职，积极从事革命活动，领导广大华侨反对英殖民统治的压迫，1936年被驱逐出境，返回海南，彼时也不过20岁出头的年纪。

　　“也就是说，他十几岁就在海外担任共青团、共产党领袖，参加革命，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可能是少年意气，认准了一件事就无知无畏去做，可能是穷则思变。不管原因是什么，这样的父亲，在我的眼中，特别了不起！”每每想起父亲的往事，何英的儿子何湘京总是百感交集。

　　野战军出身的外交官

　　在中非关系发展的历史上，何英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间先拨回何英从马来亚回到海南后。彼时，他曾一度失去与党的联系，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和环境的险恶，四处寻找党，从海南辗转到广州、上海、南京，终于1937年在湖南长沙恢复党组织关系。1938年起至1944年期间，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与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深入学习、研究马列主义。

　　1945年10月，何英奉命奔赴东北战场，历任东北联军八旅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四野121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4年有余的时间中，曾参加辽沈、平津战役，南下打到湖南、广西，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就在何英随军南下湖南、广西作战期间，命运悄然转折。1949年12月，何英奉命调至中央军委驻外武官训练班学习，并任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交工作从头开始，急需外交人才。于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军委从各野战军选调一批优秀干部参加训练，准备派遣他们出国，转入国际外交战线。训练班于1950年3月13日开学，朱德总司令出席并讲话，周恩来总理亲自讲授第一课，可见这一训练班的重要性。

　　1950年6月15日何英从训练班结业，7月即被调入外交部，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在这一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奋斗40多个春秋，历任驻印度尼西亚总领事、公使衔总领事、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蒙古国大使，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驻坦桑尼亚大使兼驻乌干达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1962年，在与我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不多的背景下，何英肩负巩固在东非国家坦噶尼喀工作阵地的任务，出任驻坦噶尼喀大使（1964年，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何英职务变更为驻坦桑尼亚大使），并以此为突破口，发展我国与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

　　那时，非洲许多国家在争取独立，也有不少刚独立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尚未完全稳定下来，因而谈判建交并非一帆风顺。在非洲任职近5年时间，何英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抓住一切机会与各国领导人沟通交流，最终以智慧的外交手段，先后参与谈判建交成功5个非洲国家，包括乌干达、桑给巴尔、肯尼亚、布隆迪、赞比亚。

　　也是在何英的积极支持和见证下，1967年，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标志着坦赞铁路项目正式启动。

　　何湘京还分享了何英在外交工作中的一个特别时刻。“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父亲就在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何湘京说。

　　心怀家国的赤子

　　在何湘京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十分忙碌，或者是常年不在家，或者是在家也说不上两句话，一心扑在工作上。

　　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何英逐渐转回国内工作，自1972年5月至1982年4月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虽然能回家了，但是一回家就一个人钻进卧室里继续工作，一忙就到半夜，凌晨一两点灯还亮着是常事。等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上学时，他往往已经出门了。”何湘京说，和父亲少有的沟通中，父亲不是在问他的学业，就是问他的工作，对他要求严格。

　　虽然语言的沟通不多，但是何英全情奉献于国家外交事业的工作状态，影响着他的子女。

　　而何英，把更多的深情留给了人民和国家。

　　比如华侨。出生于华侨村，下过南洋，领导过广大华侨反对英殖民统治的压迫，有这样经历的何英对华侨有着独特的情感。退居外交工作二线后，1983年，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委员会正式设立，何英担任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草案）》，可谓是我国第一代侨务工作者。

　　比如故乡。在何书玉的记忆中，何英前后回家乡有四五次。1973年，他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到琼海看望遭受超强台风重创的家乡人民，并捐款。后来，琼海华侨为本地捐建学校时，他得知资金不足，还协调到一批沙子、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他还关注支持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并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建言献策。

　　还有故乡人民。相比何湘京印象中父亲的严肃，1984年，当28岁的何书玉第一次见到回访不偏村的何英时，才发现这个她此前从未谋面、以为不可靠近的长辈，原来这么平易近人。

　　“每次回村，他都会尽量用海南话和大家沟通，说话幽默风趣，还会提前准备糖果、饼干等小礼物送给大家。”何书玉说，每次回村，何英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行程——到附近由华侨捐赠建设的一口水井前，喝点家乡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