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跟了老板上海南。那时的海南，完全是个荒岛的感觉。第一是没电、黑灯瞎火的；第二是又脏又臭又乱。我记得第一天上岛，安排在海滩边上住，整个枕头是湿乎乎的。 　　1990年春节前后，海南刮了一次特别大的台风，损失很大。海南经济一困难，很多人没有工作，就纷纷回去了。我老板当时在那里承包了一个砖厂，让我当法人代表、厂长，带着三百多个民工。那时所有的工程都停了，民工就在那里饿着，他们是计件工资，没人要砖，他们就一分钱没有。我那时年轻，责任心还强，就把自己的钱掏出来，让民工买上一袋米，吃完了掏钱再买一袋。我是厂长，还有一台吉普车，这一段时间觉得天高皇帝远的，虽然条件也艰苦，心情还比较愉快。 　　1990年，大部分下海南的人都回到了内地，我一直在那里坚持，一直坚持到邓小平南巡讲话，我们几个朋友才在一起成立了“万通”的前身“农高投”———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 　　我们一共六个合伙人，一个是冯仑，他原来是海南体改所的副所长，曾经到牟其中那里打工，当过办公室主任。另一个叫王功权，原来也在牟其中那里投资公司当过总经理。 　　我们基本上是炒房炒地起来的。没钱怎么办？说找到了北京一家集团公司。当时他们的老板认为我们这帮小伙子可以，于是达成一个条件，给我们贷款五百万元人民币，利息好像是20％，这笔钱由他派人监控，利润五五分成，这是我们第一笔种子资金。这个条件今天看是天价，但当时真就有点像天上掉下来五百万！ 　　拿到钱后，先买进几座别墅，我们当时不到三千元一平方米买过来八栋。在手里放了一两个月，没人要，出不去，这可麻烦了。大家在一起想办法，就盼着到海南发展……我说我最感激的一个人是邓小平，一是因为要没有他，我父亲就不会平反，我也不可能离开甘肃，我们现在还可能在受苦受穷。二是要没有他的南巡讲话，海南不可能发展，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有人要来买别墅了，就得益于南巡讲话。先来了山西的大老板韩九吉，我开价四千，又来了一个内蒙古的，我又开价四千一。我想这是最后一赌，反正有人要，打的就是心理战，就一直往上抬。这可把山西来的韩九吉气急了，他说你怎么这么谈判呢？他两个儿子说不谈了，咱们走，老头说沉下心，再谈谈。我跟他说，我重合同我也会重信誉，但开价可以正向开，也可以逆向开，我不断将开价提高。结果，大约四千二出去，韩九吉买了三栋。没多长时间，又有两栋六千元一转手就出去了。另两栋卖给了内蒙古人，其中一座他自己住着，挂一块牌子“为吉祥起见，我这座别墅的价格是8888”，结果砸在手里，现在也没有卖出去。在我的婚礼上，韩九吉专门扛着山西的玉条、景泰蓝，用大布包着，非要直接送到我手里，成了我很好的朋友。 　　来源：潘石屹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