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汶川大地震为何引发了“全民写诗”、全民读诗?热潮过后,这次灾难会给作家和诗人们什么样的启示?近日，记者专访了中山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谢有顺。 　　大地震引发“全民写诗” 　　记者:在地震中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以诗歌居多,诗歌在表达思想感情方面有什么优势和特点?　　 　　谢有顺:在一些特殊时刻,诗歌的体裁优势是很明显的。比如这一次地震国殇,全民心痛,情感难以自抑,文字若要很好地表达心声,则非诗歌莫属,因为诗歌在语言上短小精悍、节奏明朗,在情感上可以有感而发、直抒胸臆,正好能为国人寻找一个情感的出口。中国毕竟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以诗抒情,还是许多人面对大喜大悲时所乐意选择的话语方式。　　 　　记者:这些诗的创作者大多是普通的诗歌爱好者,也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写诗。如何看这种“全民皆诗”的现象?　　 　　谢有顺:对这一时期诞生的诗歌,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它普遍有一个矛盾,那就是感情真挚而语言粗糙,艺术上精致的其实并不多。但诗歌写作离不开它的写作语境。 　　当一个国家发生重大灾难时,国人往往都会恢复成一个简单的情感人,他的心被触动后,不再冷漠,不再麻木,而是渴望说话和发声。应此时势而生的诗歌,也会呈现出明显的情感化的特征,诗歌的技艺变得不重要了,如何发出真挚的心声、表达炽热的情感,才是诗歌的核心使命—————可见,从本质上说,诗歌还是抒情的艺术。　　 　　如果真出现“全民皆诗”的状况,这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它向我们重申了诗歌和情感之间的永恒关系；二是诗歌并未退出公共生活,只是,诗人要重新寻找诗歌介入公共生活、向公共领域说话的有效方式。国难过后,未必就会出现诗歌繁荣的景象,但这一次的诗歌勃兴,为诗歌重返现实敞开了新的可能性。 　　“草根诗人”作品广为流传 　　记者:“草根诗人”们的作品广为流传,而作家、诗人们创作的作品很多却不为人知?　　  　　谢有顺:好的诗歌是灵感迸发时的产物,是饱满的情感获得了一种语言形式之后的自然流露,它需要有真切的体验,也要有和这种体验相契合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好的诗歌会让人摸到作者的心,看到作者这个人,感受到作者的体温,能够实现心与心的对话,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交流。那些广为流传的诗歌,之所以感动人,就在于它们都是写作者用心感受悲伤之后所发出的心声,没有伪饰,没有顾忌,他们是真正的有感而发。相反,那些专业意义上的作家、诗人,未必有地震现场的直接体验,同时写作时又有过多的艺术镣铐,这样一来,在情感的浓度和真切上,就会大打折扣。在如此触目惊心的灾难面前,艺术上花哨的东西都用不上了,写作者之间比的纯粹是心灵的力量,是感受的深度和广度。 　　灾难改变一些作家的写作观念 　　记者:从1998年抗洪到2003年“非典”,从山西“黑砖窑”到南国大雪灾,这次又是汶川特大地震……虽然中国人“忘性”大,但中国文学会不会也不可避免地被重大的灾难事件所扭转?　　 　　谢有顺:这些尖锐的、沉痛的事件接连发生,肯定也在撞击作家们的心灵。我想,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他一定会思考,面对如此沉重现实,自己在文字中若再玩赏一种轻浅的趣味,这样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文学都成了无关痛痒的窃窃私语,或者成了一种供人娱乐的肤浅读物,它不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绝说出任何一种有痛感的经验,这样的文学还有什么力量可言?　　 　　记者:灾难对文学的影响除了提供素材外,还有什么?在这个崇拜平庸的时代,很多人已经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就像堂·吉诃德一样可笑。　　 　　谢有顺:像地震这样的灾难,可以把世界一瞬间就推回到原始状态,我们面对的是一片废墟,以前所执着的物质、享乐和现代化梦想,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化为乌有,这样一场巨变,带给作家的震动岂止是提供素材?它一定会改变一些作家的写作观念,从而在自己的文学中,重新追问人生的意义,并反思物质主义的虚无,从而对天道人心产生新的认识。　　 　　诗人和作家要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众人,面对现实；他写的作品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只有这样的诗,才是存在之诗,灵魂之诗。  　　（南方）    　　受访者简介:　　　　 　　谢有顺,男,1972年8月出生。主编有《中国当代作家评传》等丛书多套。现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