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易新农和夏和顺著的《叶启芳传———从教堂孤儿到知名教授》，记述中山大学中文系叶启芳教授从孤儿成长为知名教授的坎坷人生，描述了一代书生的芥微与伟岸。 　　叶启芳教授的一生，与其同时代的普通人一样，深受时局操控。叶启芳出生在国贫民弱的1898年，降生在广东三水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1岁就到香港基督教道济会堂附设小学做杂工，14岁成为道济堂的役工。读中学时，身体患病，想到父母双亡，无以为家，功课跟不上，就会终夜流泪不止。年少时的叶启芳是芥微人物，到了青壮年时期，虽然交结很多名流，也任职广州公安局护照处主任，负责过多种报刊的主编工作，但他仍然受到时势的摆弄。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叶启芳和所有的中国平民一样，开始逃难，开始颠沛流离。年老时，即使为名教授，仍然像普通人家一样忧愁，为儿子上战场担心…… 　　叶启芳始终是芸芸众生的一员，他和同时代的人家一样有着时代的恐惧、饥饿、责任和牢骚。但与一般贫苦人家子弟不同的是，叶启芳从小就有机会读书，致使在后来的生活中有机会结识名流，形成卓越的学识……在1938—1946年间，他先后出任香港《星岛日报》、《新生日报》、湖南《大刚报》等刊物的主编，在时局动荡、政治纷争的坏境下，他主编的刊物既体现办报人的社会道义和责任，又不至于被当局封杀。由于具有办刊物的经验，在1946年，他顺利出任中国新闻学院院长，在1950年代，在中山大学教书时，也兼任广州民盟副主委。 　　勤读又学识卓越，加上任要职的经历，使叶启芳对学问和社会的认识都不同凡响。他在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长时做的工作令人怀念，当民盟主委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引起大的反响。在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时，叶启芳主持两项工作：一是清理旧书。把堆在厕所的一大批首尾不全、虫蛀残破，又久经日晒雨淋，残缺日甚的书进行清理，择其可用者，调到学校图书馆，有三本以上的复本留下，待与其他学校图书馆交换；二是编印馆藏目录，使全馆藏书有目可查。这两项工作被中山大学的学者称为“德政”。1955年，知识分子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叶启芳向政府反映：国家一方面缺乏人才，另一方面因知识分子背景复杂，管制过严，甚至拒不录用，这样，不仅使国家部门找不到胜任工作的人，同时也使知识分子消沉，成为社会问题。叶启芳在顺境时做事、说话都是“重量级”的，在逆境时同样保持高品位，被划为右派后，人们都不敢与之打招呼，他靠阅读渡过难关，而他读的是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作品。 　　叶启芳以他的品位及学识，在1956年就选择翻译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该书主要论述议会制度的政治法律思想和理论，论证君主立宪是达到保护财产的最佳国家政权形式，把国家权力分为执行权、立法权和对外权三种，应由不同的机构执掌，提出每个人都有“自然权利”，包括生存权、享有自由权以及财产权。近年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均把《政府论》（下篇）列为政治学、法学专业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必读书。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把《政府论》（下篇）推荐为20岁前必读的5本书之一。《政府论》（下篇）于196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今经历40余年，仍然是政治学、法学绕不开的参考著作，可见其里程碑的意义。40多年来，这部译著滋养了多少人，影响了多少人！这就是一介书生的伟岸。叶启芳用他的卓越，灌注的这部译著，成为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珍贵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