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我应台湾淡江大学之邀，赴台参加第一届“2l世纪海峡两岸高等教育学术研讨会”。在这其间，我顺访了政大历史系，并向学生作了“北洋军阀史”的学术报告。 　　正在我结束报告，步出报告厅时，有位学生走来告诉我，林天蔚教授在教室等待和我晤面。 　　过去，我曾经读过林教授地方文献方面的文章，只是未曾谋面，有此机会，我欣然随着同学去，在另一座楼的二层一间教室门口，有位身材稍矮，却精神十足，具有学者风度的老人在迎候，我疾步上前，与他握手拥抱。他表示欢迎我的来访，并歉意地对我说，因为他下午即将离台，没有完整的时间安排专门讲座，但他和学生们想听我对地方志的一些见解，所以让出他的课时，为我提供讲坛。我虽然刚作完一小时半的讲演，但也很愿意有机会作此交流。我讲了当时方志界热门话题“史志异同”，受到听众的欢迎，这是我和天蔚兄的初识。 　　天蔚兄为人诚恳热情。我们虽为初识，但声应气求，时有书信往来，并互赠单篇文章和著作。当时大陆正在首届修志热潮中，天蔚兄非常关心这一事业，多次参与有关地方志的会议，在当时志坛已声名鹊起。我们之间的交往，也日益频繁。我们对促进两岸方志界的交流和合作都有共同愿望。经过我和他在大陆与台湾，各自努力推动下，终于在1997年底在天津召开“中国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讨论会”。1998年11月，又在台湾台中中兴大学召开“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馆学术研讨会”。这对团结两岸学者和推动方志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天蔚兄为此奔走联系，促成举办，竭尽心力，为学界同仁推为首功。 　　天蔚兄是一位勤奋好学，默默耕耘的纯学者。他学兼史志，与我的研究方向正相吻合，所以我们在学术上时相切磋砥砺。他对自己的学业不断进取，著有宋史和地方文献方面的多种论著，而成书之后，他仍继续钻研、增订、修正，不断完善，如1995年，他汇总三十年来研究成果，成《方志学与地方史研究》一书，志界同仁多予好评，而天蔚兄犹以为尚未完善，又以七年之功订正补益，于2001年成《地方文献论集》巨著，由大陆海南出版。内容之富，论点之精，已为学者所共识。而天蔚兄一本精益求精之旨，不仅续有订正，复增入新作数篇，重加编订，交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并邀我作序。他为向读者负责，亲加校订多次，直至卧病。其尊重学术，敬事而信的严谨学风，令人钦敬。他对己严，对友则真诚坦荡，不对他人作曲意迎合，对学者著述都实事求是地提供善意建议。拙编《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一书，出版后曾分赠多处，惟天蔚兄以数月之功，通读全书，细加分析，论其得失，自抒胸臆，写成评介，收入《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方志篇》中，单立专章，达二十余页(十六开本)，两万余字，其勤其情，于今思之，不禁泫然! 　　天蔚兄还是一位极重友情，乐于助人，值得信赖的朋友。他定居于加拿大温哥华，经常欢迎友人到温哥华作客访问，曾面邀我数次．，当时我尚在任所，难以抽出一段完整时间，以致未能成行。直到1997年5月，我假访美之便，顺访温哥华，应温埠中华文化协会之邀，作《中华传统文化与海外文化的跨世纪展望》的讲演，并与华人华侨学者座谈国内经济发展概貌，这一切均由天蔚兄接待安排。天蔚兄不仅让我住在他家中，还陪我参观游览，特别是对卑诗省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访问，促进和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沟通交流。2004年10月间，他来北京参加“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又再次邀我携眷去温哥华作较长时间逗留，2005年，他从加拿大多次打来越洋电话敦促，我一直为俗务羁绊，迟迟未能成行。我万没有想到这年的12月间，收到林府讣闻，获知天蔚兄已于11月25日辞世。哲人其萎，令人悲恸，当即函唁林嫂戴夫人，敬陈哀思。天蔚兄一生献身学术，留有遗著多种，嘉惠后学，可以无憾矣!惟大作《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直至2006年12月始出版问世，未获亲见。 　　近年来，生前友好曾一民君等，缅怀故人，倡议广征文字，编辑纪念集。我忝在友好，特述往事，以献灵右。天蔚兄其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