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一对身着和服的母女在武汉大学的樱花丛中拍照，却引来相当围观市民的痛斥和驱赶。理由很简单，一位参与声讨的市民表示：“虽然和服有美丽之处，但它毕竟是日本人特有的服饰，让人看了很不舒服，有种异样的感觉。”（3月22日《长江商报》） 　　从去年的抵制“家乐福”风波，再到上月戏耍佳士得拍卖行的蔡铭超，再到现在的武汉发生的“驱赶和服”事件，尽管笔者不怀疑这些人爱国之心，但是，对于这种盲目宣扬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方式，却无法赞同。我们更需要一种成熟理性的爱国方式。 　　因为和服是日本人的服饰，于是就要抵制，甚至要痛斥、轰赶，这种假以爱国的名义基础上的语言暴力，决不能成为爱国的主流。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海外华人学者丁学良在《不敢恭维———游学世界看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成熟的爱国主义”的概念，实在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丁学良通过研究日本现代化进程指出：“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爱国主义：他的前提是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缺陷和弊端；清醒地了解自己的落后在哪里，已经落后到何种程度；清醒地了解敌人的优势和实力；爱自己的祖国不能爱到无知和热昏的地步；恨敌人恨对手不至于恨到无视对方长处的地步。处于优势时不乐观，处于劣势时不绝望”。这就是丁学良提倡的一种成熟的爱国主义。 　　从虚心学习对手的长处来说，百年前的满清政府的举动让人深思。 　　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大清”虽然屡败于西方列强，但提起历史上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 “蕞尔岛国”，清廷朝野仍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但1894年后，甲午战争使“大清帝国”居然惨败，以至于割地赔款，的确引起朝野巨大震动。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朝野都有极大的兴趣，一时间，“以日为师”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例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在《劝学篇》一书中，就大力提倡派遣留学生留学日本。 　　从历史上看，清廷从一八九八到一九一一这十余年间，至少有二万五千名中国学生负笈东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多的学生留学一国，尚属空前。这些学生的专业从理工农医到文史哲政经法商，学习教育和军事的更不在少数。两万多名留学生在方方面面都为寻求现代化的“新中国”做了开拓性工作。细细想来，能迅速克制惨败敌手的奇耻大辱和割地赔款的满腔愤怒，颇为理性地承认应向不共戴天的仇敌学习，于朝于野，实属不易。 　　为什么一百年前的满清都能够理性地向对手放下架子虚心求教，而我们连一件小小和服都容不下？ 　　□ 陈岚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