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吴晓波《跌荡一百年》，很容易叫人想到是《激荡三十年》在市场上成功试水之后的一个衍生品，好在这个衍生品还是有点意思，虽然很多人讲，里面也还是有一些硬伤。 　　从动词的角度来讲，激荡是势头更猛，跌荡是曲折更深。确实，《跌荡一百年》叙述的1870———1977年的中国企业变革实在是曲曲折折。而在一种历史的曲折背后，吴晓波试图找到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而这种形成到底仅仅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并且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于是这种探寻可以一直延展到今天新生企业家阶层，使其自我反观、寻根和确认，确认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的问题。并且通过对企业家阶层历史作用的还原、分析与辩驳，来重新定义中国社会进步的某些逻辑。而这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啻为一场具有解放性质的评估和确认。 　　确实，在之前的《激荡三十年》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如何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却也不可逆转的向商业社会转轨的过程。而在未来，如果依然希望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给更多范围、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带来新的可能性的话，那自然有必要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了解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历史进程。于是从这个角度也更可以理解《跌荡一百年》的文本价值。正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说过“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而三十年远远不够，一百年也才不过是个开始。 　　而如何将这种“负重”的开始写的比较有意思，确实是吴晓波比较拿手的。他无论是书写三十年，还是一百年，都能够比较着力于历史上某种具有共性和不可复制性的特质，即在所有的历史事件抽丝剥茧之后，其实质都是人性这样东西。正如在《跌荡一百年》中，吴晓波笔下的中国企业家们从一开始就被带上了某种悲壮的色彩。他们绝对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也一定程度上身怀了报效祖国的深沉感情，并且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和改变当时的中国社会。只是可惜在改变的过程中，有种种不可抗力。而所谓时代重命，在今天看来，他们也是承担不起的。但无论如何，这种承担本身还是叫人动容。 　　确实，中国的情况总要现实的看，当时太多企业家被顶上了各种帽子，而这对于历史真相而言，也是颇失精准的。所以吴晓波所做的，也是试图还给这些人一种公道，正如他在文字中讲的：“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一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桩强固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一种精神，就可建设一个强固的国家。” 　　可见，《跌荡一百年》的确很难说只是单纯的中国企业变革史，在这些企业背后，在这些企业家背后，也许确实存在一种民族精神。而在一些时刻，重提这种民族精神，未尝不是一招好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