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集中在“车贴” 　　据辽阳市弓长岭区体改办提供的数据，车改前的2007年，全区共有公车177台，私用、滥用问题普遍，公车支出占正常办公经费的70％。2008年4月车改后，公共服务车队只留9台公车用于防洪、抗旱等突发事件，其余车辆全部公开拍卖。改革当年综合节支320万元，节支率达30％。 　　按照辽阳市两区的车改方案，所有公务人员取消公车后，按月领取“交通包干费”，按级别不同，从百余元到6600元不等。领到车贴后，这两个区的公务人员不但在本区、本市范围内自行解决出行，而且到周边8个地级市出差，也取消了报销交通费。 　　而据杭州市车改办测算，市级机关一辆公车包括司机在内每年费用为10万元，全市一年公车开支为1.2亿元，而车改后财政支付仅需要6099.4万元，节约近50％。首批车改的21家市级机关，近两个月来公车费用下降32％左右，90％的车改单位和涉改人员对车改表示满意。萧山区委书记洪航勇介绍，萧山去年底完成车改，拉动汽车消费增长达20％。 　　按照车改方案，杭州涉改单位一律取消公车，同时向公务员发放“车贴”，每月直接打入市民卡，可用于坐公交、打的、加油等各种交通支出，“专款专用”，不能取现。“车贴”根据公务员级别分300元到2600元9档。市纪委常委方东晓介绍，以后公务员公务出行都要自掏腰包。21家首批涉改单位不少领导选择自行车或步行上下班。 　　不少人对车改表示肯定。杂文家盛大林撰文指出，在公车改革问题上，应该抱着理性的态度，而绝不能理想化。想借车改而顺便革掉官本位的命，并不现实。“两害相权取其轻”，杭州的车改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更多的网民对“车补”的数额感到震惊。有网民算出“这样的交通标准对局级干部来说相当于天天在跑长途”。一位网民发表的文章说，他虽然工作了20多年，但每月不吃不喝，依然比不上有的官员每月的车补，按照每月22个工作日，每天打车四次计算，月打车支出也不会超过1000元。 　　据了解，1988年10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曾发布《中央国家机关汽车配备标准的规定》和《中央国家机关汽车使用管理办法》，对公务员配车标准作出明文规定：正部级干部配专车，副部级干部不配专车但保证工作用车、上下班派小轿车，司局级干部因工作需要可供车。 　　一个网友在博客上评论说，如今市、区、县乃至乡镇机关用车情况早已超越规定，更不用说那些公车私用等现象。“车改”的合法性在于消除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公车腐败”，而不是让已有的腐败合法化。 　　“省钱”就是硬道理？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认为，公车改革的关键问题，不是车贴到底该不该与职务挂钩、是不是“赎买”特权以及怎样补贴的问题，而是车改到底有没有达到降低行政成本、收到遏制“车轮腐败”的成效，推动建立节约型政府。车改后节约下的真金白银，是对车改成效的最好验证。 　　辽阳市弓长岭区在今年3月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会议的发言材料上讲，车改之前，不但花在车轮上的财政钱数目巨大，而且苦乐不均，购车攀比、超标配置、维修请示应接不暇，修车讨债及车辆管理等事务令人焦头烂额。领导管不了司机、办公室调不动司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而车改后，从区里一把手到普通工作人员，大家都自行解决交通问题，交通费从政府支出中彻底消失，车轮浪费越滚越大可以彻底解决。 　　然而更多人认为，只要本质上是不合理的，就不会因为量的减少，而改变其性质。车改不应是对车轮腐败的“节约”，而应是“连根拔”。 　　据了解，我国的公车数量和使用成本远远超过美国等很多西方国家，而且公务车使用中，公用、干部私用、司机私用的三个“三分之一”现象日益严重。有调查表明，有的省公务车成本每公里达到市场成本的8至10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江大学教授指出，减去正常合理公车开支，本不应产生的那些巨额费用就应是“车改”消灭的对象，是应该还给纳税人的，但所谓的“车改”却将它打折后塞进了官员的腰包。 　　人民网上韩颖龙的文章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涉及到公共财政的钱，不能公务员自己改自己，而应听一听纳税人的意见。有的网民还提出，“车改”要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人大则应广泛听取老百姓的意见。 　　改革不能打折 　　政府应廉洁又“廉价” 　　多年前很多地方就推行了车改，不少都中途夭折。有的城市不仅发放车贴，还将单位公车低价拍卖。一些观察人士指出，那样的车改，就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对国有资产的又一次公开掠夺和瓜分。 　　曾多年从事行政体制改革研究的俞正平认为，直至今天，车改还在“小脚女人走路”，这种改革的不彻底，是导致改革本身成为社会舆论诟病对象的重要原因。 　　《小康》杂志社社长舒富民说，公车撑起了庞大的行政成本，服务型政府的改革方向，就应通过不断裁剪、压缩这些成本，做到行政服务既“廉洁”，又“廉价”。杭州车改也是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之一。但车改不能停留在“改总比不改好”的层面。他认为，此次舆论风波说明，在我国不断加快发展进程的时代，公众已经不能满足于改革“打折”现象，只有不折不扣将改革执行到位，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苏振华指出，真正有力的改革措施，应该是让改革者和被改革对象分离。公车改革说到底是一个公共财政和对政府的监督问题。由人大通过严格公共预算来主导公车改革，每个部门每年的用车费用全部透明化，纳入部门预算由人大审批，而不是笼统地以“行政事业经费”的名义开支，并向全社会公布、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或许是釜底抽薪之举。 　　记者方益波 于力 李铮 　　（据新华社杭州8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