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立下“生死状”：“我参加检阅……宁愿献出生命……” 　　开国大阅兵时，有一个混合飞行梯队17架飞机参加受阅。《阅兵典礼方案》程序（四）明确规定：“午后4时，在步兵分列式前进时，飞机出现于阅兵台前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地面分列式。”当时，还不知道哪一天举行开国大典，因此所有阅兵程序统称“午后”，按“午后”时间安排各项阅兵计划。 　　中央军委航空局受领任务后，很快就制定了受阅飞行计划，并对相关工作做出部署：一、受阅空中编队，以华北军区航空处飞行中队现有的飞机为主，不足的再从东北老航校抽调飞行员，以及在军委航空局工作的能飞行的同志都参加。二、抽调各型飞机17架，同时拟定飞行训练计划，以及多机种使用南苑机场一条跑道的全日安排，飞机训练重点是编队（双机、三机、纵队）课目。三、各型飞机受阅的编队，因只有两架“蚊”式轰炸机能飞行，则定为双机编队，其他飞机均为“品”字队形。四、航队计算各型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受阅的序列、速度、高度，各分队编队集合出发的空域，进入受阅航线的间隔等。 　　受阅飞行总领队由华北军区航空处飞行中队队长徐兆文担任。 　　面对这支新组建的飞行梯队，作为队长、受阅飞行总领队，徐兆文所承担的压力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 　　飞机。受阅飞机大都是刚刚从各地战场上缴获的，有战斗机，有轰炸机，还有运输机、教练机，机种复杂，性能各异。有的飞机甚至是从收集到的零配件组装起来的，几乎来不及做一次彻底的测查。 　　人员。飞行员来自四面八方，彼此陌生，缺乏配合。17名受阅飞行员，有12人是国民党空军起义、投诚过来的，如刘善本、阎磊、杨培光等。也有红军时期中共中央派往新疆学习飞行的老同志，如方槐、安志敏等。还有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优秀飞行员，后来担任过空军副司令员的林虎等。 　　时间。飞行梯队从组建到接受检阅，满打满算一个月时间，没有编队训练的技术资料，没有合适的空域进行模拟练习。 　　本来，飞行队配了一名政治委员，名叫王平阳，是从陆军部队调来的，可时间不长就调走了。只有徐兆文一名中队干部，训练、值勤、教育、管理等，全部工作都压在了他的肩上，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家之长”。不仅仅是徐兆文，到飞行梯队报到的每一位空勤人员都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也许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受阅飞行训练开始前，每名飞行员都向组织上立下了“生死状”：“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到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受领任务后，徐兆文随即进行传达、动员和部署，与全体飞行员一起多次研究，最终确定了具体方案——— 　　参加受阅的飞机17架。P-51“野马式”战斗机9架，编为3个分队，即第1、第2、第3分队。每个分队3架飞机，每架飞机1人驾驶，共9名飞行员，组成3个“品”字队形；“蚊”式战斗轰炸机2架，编为第4分队。每架飞机1人驾驶，共2名飞行员，组成“一”字队形； 　　C-46运输机3架，编为第5分队，组成1个“品”字队形。L-5联络机1架与PT-19教练机2架，合编为第6分队，组成1个“品”字队形……  　　（摘自《开国大阅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