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谭丽琳 　　一次性向市县下放197项行政管理事项，下放权力之多、范围之广不仅在海南历史上未有，在全国也属少见。2008年7月，省委五届三次全会作出决议，以放权为核心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市县管理体制，积极推进“强县扩权”改革，为我国风生水起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新样本。 　　这场改革最大的意义在于，行政权力和行政责任的关系不再扭曲，省政府大胆放权，从繁重行政审批事务中脱身，得以聚精会神掌舵；市县政府获得了与发展责任相匹配的权利，从而全力以赴划桨。 　　一年多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县域经济显现出的勃勃生机成为了这场改革最好的注脚。 　　意义：围绕“两特两制”做改革文章 　　2007年4月，在省第五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卫留成在报告中指出：以完善省直管市县管理体制为重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构建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市县体制被列为本届省委要完成的四大重点改革之一。 　　这一改革无疑是对胡锦涛总书记对海南重要指示精神的积极回应。2006年年底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对刚就任海南省委书记的卫留成作出明确指示：“突出经济特区的‘特’字，努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经济结构和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这一指示，成为省第五次党代会报告的重要主题。海南是国内最大的经济特区，又是唯一的省级特区，在即将迎来建省20周年之际，有责任为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积极寻找新的突破口。 　　“事实上，海南从建省以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没有停止过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探索，为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曾参与设计197项权力下放的省委副秘书长刘登山向记者一一列举，省直管市县行政体制、“小政府大社会”、直接对口国家四部局的“多功能厅”文体厅、先于国家组建人事劳动保障部门、工业与信息部门等———这些探索无一不遵循以放权、精简机构、减少行政层级等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精神。 　　近年来省直管县凭借其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能促使政府管理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机动灵活，更加富有创新精神等优势，渐成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最受关注的改革模式。作为全国最早实行省直管市县的省份，海南从建省以来一直坚持这一体制，并从完善行政架构、理顺要素关系和改进管理方式等方面不断完善了这一体制。 　　落实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围绕“两特两制”做改革文章，站在海南新的发展背景下，省委省政府对省直管市县体制进行了重新审视。省第五次党代会一结束，由省委研究室牵头的联合调研组就奔赴各市县和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省直管市县改革的浙江等地进行调研。 　　过程：科学民主+依法依需依可行 　　调查报告显示，我省的省直管市县体制的很多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市县要求省里放权的呼声非常强烈。 　　当时存在最突出的问题是，权力过于集中在省级部门，甚至一些法律明文规定的属于市县政府的职权，都留在了省直部门。商务、旅游行业的情况最为典型，这两大系统的行政许可和审批权力大多集中在省直部门，市县审批权力很小。同时，对海南几乎所有市县而言，在财政底子薄弱的现实条件下，发展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而权力下放前，市县政府连批一寸土地的权力都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是配置资源、促进发展最重要的政府工具，没有权力，市县谈何发展？ 　　大权在握的省直部门也过得不轻松，“负荷很重、忙不过来、穷于应付”是不少部门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纠缠于繁重的审批事务，致使省直部门宏观管理和指导的职能被削弱，无法深入研究事关发展大局的问题，无法认真谋划重大改革和制度创新以及重大政策、重大项目，进而引发出“重审批、轻管理”、行政效率低下等一系列消极问题。 　　“毫不犹豫地放权，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市县管理体制”――省委省政府大胆解放思想，对放权达成高度共识。刘登山告诉记者，围绕调研报告界定的问题，省委省政府从2008年2月开始启动设计方案。放权是这次改革的红线，但如何放权，哪些权必须放，哪些权不能放，需要科学的思量。　　　　　　　　 （下转A3版） （上接A1版）这是一项法律性、政策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要求，起草小组明确了8项放权原则，不仅要将原本属于市县的权力归还市县，同时还决定根据需要，将地市级政府的权力以及部分属于省级部门行使的权力下放给市县，省委省政府放权态度之坚决由此可见一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场由下而上的改革，民主色彩浓厚。首先是各市县政府结合实际工作需要，逐一上报需要下放的权力。刘登山告诉记者，当时各市县政府上报的权力合计达数百项。拿着这份长长的清单，起草小组逐一进行梳理，为权力下放寻找法律依据。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从卷帙浩繁的各种行政法规中搜寻每一项审批事项的出处及其相关规定。起草小组又把市县提交的清单和相关法律依据送到省政府和各有关厅局征求意见并及时反馈市县。 　　据刘登山介绍，在方案制定过程中，卫留成多次主持书记办公会、工作汇报会，听取省政府有关事权下放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就具体问题作出指示。罗保铭省长多次召开省长办公会研究实施方案及解决具体问题。在厅局和市县多次沟通的基础上，副省长们都分别主持召开分管部门的放权协调会，对下放权力逐项梳理评估，并对省直部门和市县的分歧进行有效协调。在对市县提出的下放权力进行科学的定量、定性分析后，又结合市县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履行权力的软硬件条件，我省最终确定下放197项权力。 　　格局：省政府专注掌舵，市县政府全力划桨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酝酿和反复论证，2008年7月省五届三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市县管理体制的意见》及事权下放方案，同月省政府以政府令的形式下放了177项事权，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下放了20项事权。29个厅局就此向市县下放197项权力。涉及经济管理的事权有166项，占下放事权总数的84.2%；涉及社会事务管理的事权有31项，占下放事权总数的15.8%。当年10月1日，省有关部门和市县基本实现了权力的无缝对接。 　　权力下放从某种意义上带来一种新的行政格局。 　　放权后省政府及省直部门从以前繁杂、具体的行政管理事项中解放出来，从具体的行政审批事项中解脱出来，切实履行起“船长”的职责，聚精会神为海南的发展大局掌舵，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事关海南改革发展全局的问题和政策。 　　权力下放后，省国土资源厅在全国第一个通过专家论证并经国家审查通过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完成《征地统一年产值补偿标准》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城镇地价动态监测和基准地价更新等法规条文，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加大了对宏观政策的研究，今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先后出台了企业社保费减、降、缓缴的政策，扶持大学生、农民工等群体就业的优惠政策。 　　省安监局建立了行政审批标准制度、行政审批效能评价制度、廉政和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加强对下放权力的指导。 　　省教育厅在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的验印与发放权限下放以后，通过创新监管技术和手段，建立全省统一的电子学籍档案，加强对下放权限的跟踪和监管。 　　权力下放一改困惑市县政府多年的权责利扭曲的现状，面对而今的权责利高度统一，市县发展活力明显增强，有市县委书记形象地比喻权力下放后市县政府，在省政府的引领下 “全力以赴划桨”，一心一意地抓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成效：权责对等令县域经济焕发勃勃生机 　　如果说大中城市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引擎与支柱，县域经济则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县作为我国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的基层层次，处于安民、富民的第一线，“郡县治天下安”，这一古训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过去海南的县域经济基本处于沉寂状态，项目建设非常稀少，16个市县中有11个属于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市县，财政收入捉襟见肘，多数长年徘徊在1000万元至3000万元之间。这一现象近年开始得以改变。 　　刘登山在采访中说，作为一个发展基础薄弱、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海南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倚重县域经济的发展。下放197项权力的一大主题就是为市县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其中包含经济领域很多“含金量”很高的权力，比如3.5公顷土地的农地转用审批权，一亿元以下项目的审批权、以工代赈资金的分配权等。其中农地转用审批权、海域使用审批权和林地使用审批权都启用了我省的特别立法权，可以称为是为市县破解发展难题量身打造的审批权。 　　经过一年的运行，实践证明，权力下放为我省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权力的下放，让市县政府有利于新上项目的立项和基本建设审批，比如万宁市推行重点建设项目“并联审批”，使行政审批提速立竿见影，项目的平均审批时限减少三分之一；琼海市办理一宗3.5公顷以下的农用地转用审批中，因为减少省直属部门审批的程序，办结时间较以往缩短了将近1个月；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反映，行政管理事权下放后，该公司向陵水工商局申请办理外商独资物业管理公司工商注册，从申请到办结仅仅用了3天。 　　权力下放同时也增强了市县加快发展经济的责任感。权力、责任同时摆在面前，大家不再像过去那样等、靠、要，而是主动作为，开始主动策划项目，认真选择业主，积极推动项目，对增强县域经济的内生动力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市县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16.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7.2个百分点，其中同比增幅超过50%的有屯昌、保亭和陵水等县。从目前的发展势头看，今年我省将有大批贫困市县跻身“亿元俱乐部”，县域经济正以勃勃生机逐渐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极。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 　　海南“省直管市县”体制专题报道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