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 元 　　谈到教育，人们眼前浮现的往往是学生坐在教室认真听讲的情景。然而，记者手中的这两张老照片却颠覆了我们对教育的传统印象。 　　那是1974年,屯昌第一小学的学生正在上珠算课。引人注意的是，课堂并没在教室中，而是设在一片收割过的甘蔗地，摆在学生面前的正是刚收割下来的甘蔗。而在另一张照片中，“教室”同样是在地里，学生身旁还放着拾肥的竹筐。充当“小老师”的学生正激动地高举右手，他身后的小黑板写着：“教育革命结硕果———狠狠批判‘今不如昔’反动谬论”。 　　写在小黑板上的不过几个字，然而投射在历史长河里却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1974年，我国正式提出教育革命，要求各地大中小学“开门办学”。 　　教育改革： 　　与生产劳动结合“开门办学”  　　197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当时除了文化、农业等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教育也正酝酿着一场变革。 　　1974年9月29日，国务院科教组、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开门办学”的通知，要求大中小学校学生走出校门，进行学工、学农、学军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 　　同年12月，“四人帮”在“学习辽宁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上，别有用心地将“朝阳农学院经验”加以“提炼”，使之绝对化，树为高校进行“教育革命”的样板，提出让全国学校“办成与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学校”。随后，各地大中小学校纷纷效仿朝阳农学院，大办工厂、农场，缩短学制，延长农忙假，学生劳动时间多、学习时间少。 　　“教育革命的核心是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该说，理论上这是正确的，反映了学习与实践的紧密关系。但是，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各地学校在理念上发生了偏差，过多强调生产劳动，忽略了文化基础的学习、忽略了学生的成长和学习规律。”海南教育杂志社原总编辑谭志龙告诉记者。 　　74岁的谭志龙曾在琼台师专任教，文革时被调到屯昌县教育局负责写经验材料。“屯昌经验”是教育革命时的全国先进典型，谭志龙对其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屯昌经验： 　　中小学生大种高产甘蔗 　　“教育革命号召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屯昌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发动中小学生在学校农场大种高产甘蔗。”谭志龙回忆说。 　　当时屯昌是“学大寨”的先进县，因此县里对教育革命也不甘落后。为鼓励学校积极种甘蔗，全县经常组织学校相互参观、举行种植竞赛，对做得好的学校进行表扬。谭志龙说，当时学校基本取消了所有考试，学生劳动时间多，学习时间少，农忙时常停课一个多星期才上课，而由于劳动后比较疲倦，往往上课时学生的学习效率也不高。 　　“县里对学校不以教学成绩论先进，只看甘蔗种得多不多，好不好。为此，学校对教学也不太重视，一有时间就要求学生去拾牛粪、开荒、种甘蔗，把学生劳动积极性来作为表扬的依据。”谭志龙说。 　　高年级的学生一般都要扛着锄头去挖地、种甘蔗、砍甘蔗，而力气小的低年级学生则负责找肥这样轻松一点的活。至于教学，有时甚至就利用学生劳动的空隙，安排在田间地头学文化课、学政治。 　　谭志龙的女儿当时正在读小学，他说，那时一吃完饭，女儿放下碗就往外面跑，急着到处去找肥，因为学校要按学生找来的肥料数量来评优秀。“身为家长，对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担心，正是学习的大好时机，小孩却被过多的劳动耽搁了，文化基础难以打牢。”谭志龙说。 　　争学先进： 　　各地纷纷来屯昌“取经” 　　由于发动广泛、行动积极，高产甘蔗在屯昌中小学的种植数量和质量都较高，屯昌也成为闻名全国的先进典型。 　　“当时是全国‘学大寨’，广东省还号召全省‘学屯昌’。除了本省各市县，国内大多数省份也都来屯昌参观取经，有时我们一天要接待好几批人，介绍词我都能背下来了。”谭志龙说。 　　尽管谭志龙因工作原因需要对“屯昌经验”写材料、做介绍，但在内心里他仍保留着自己的看法。“我当时觉得这种做法还是有点过了，所以介绍经验时也有意回避了一些问题，”谭志龙说，“比如有外地参观者问我们，学生每天劳动多长时间、课上得怎么样、教材和学习成绩怎样？这些我都没法据实回答，只好岔开。” 　　在谭志龙的印象中，教育革命像一阵风，一两年后就吹散了。“后来中央要求要抓好文化课，屯昌很多学校的农场被丢荒。”谭志龙说。1977年恢复高考后，学校升学率得到重视，由于师资紧缺，谭志龙从县教育局调到屯昌中学任教，重新回到教学第一线。 　　回望过去，1974年教育革命对中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教育理念是一种彻底颠覆。尽管当时的一些做法有些过激，助长了“读书无用”之风，教师队伍被严重削弱；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在培养孩子吃苦耐劳、尊重劳动者、尊重实践的品性，以及为农村培养基层技术人才等方面确实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我们应更客观理性地看待那个特殊年代的教育改革，去芜存菁为今所用，而不是简单贴个标签后将其封存在历史中。”谭志龙说，今天的素质教育，或许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 　　（本报海口11月17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