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名作《九议》的前言，则在“战者，天下之危事；恢复，国家之大功”的原则之下，举出左、中、右各派的典型言论，以及其心理背景。弥漫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高明战略表述。 　　(上接B12版)辛弃疾的兵学实践在其办理马政一事上最能见出他的良苦用心。 　　苏洵批评宋代政治弊端，深中肯綮，“政出于他人，而惧其害己；事不出于己，而忌其成功。”（《上富丞相书》） 　　这也是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悲剧所在。 　　宋时兵制，吕思勉先生说，兵力逐渐腐败，宋代初起，兵力为二十余万，太宗末年，增至66万，至仁宗时，西夏兵起，乃增至125万！真是可怖。 　　这只是毫无意义的数量的增加，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训练毫无，指挥稀烂。带兵之人，渴盼兵力增加，乃是为了克扣军饷以自肥，役使兵员以图利。为了养这些不中用的兵，国家赋敛之重，达致极点。宋代南渡之初，情形是军旅寡弱，包括较为强大的御前五军，如岳飞的同僚刘光世，在其人死后，部队瞬间即叛降伪齐。 　　宋代还有制约国家梁栋的，那就是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起初的动机无论好坏，是否纯粹，到后来都变成意气与权力的竞逐。大家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脸面，当然更不肯放松自己的私利。 　　专制扭曲人性，戕害人性，也对国运实施事实上的破坏。并非中国无人，而是结构性弊端，佛也救不得。 　　辛弃疾没有更大的天地供他洪波涌起，譬如他的养训军马策略，就毁于一旦。 　　在北宋时期，马政已经纰漏不修，王安石对症下药有所政策调整，但也和他的青苗等法一样，走入末路，使老百姓大起反感。军马用于冲锋陷阵，民马用于托运货物，两者竟被王安石混淆，如马病死，还要老百姓补偿，于是民间大起反感。 　　除了这些，还受到皇权专制政体固有弊端的打击影响。 　　本来呢，大的框架和议事规则定下来后，操作的争论无伤大雅，论辩还有利择善而从。而在专制之下，名堂就来了，歧路就多了。于是民生经济大受制约，精神空间幽闭，这样的人间世，还会有什么生机呢？ 　　民初野史氏的《乌蒙秘闻》说是专制厉民之习，乃是一种妄自尊大，污吏擅作威福，对蛮族外人更是淫虐蹂躏，不逮牛马。而蛮人亦非木石，一有警觉则激而生变。《范成大年谱》引宋人笔记说当时朝廷征收战马，“然官吏为奸，博马银多杂以铜（与蛮人交易），盐百千为一春……所赢皆官吏共盗之，蛮觉知，不肯以良马来，所市率多老病驽下，致能（范成大）为约束，令太守……增足盐畚……”。 　　办理马政  快速作战 　　辛弃疾就要在这样的时空中挣扎。他对军马的作用认识极为深透。在那时，战马的作用相当于今之战车、坦克，古代胡汉战争都用马队，北方地势平坦，如欲逐鹿中原，马队极端重要。办马政有如联合勤务中最为重要的一端，辛弃疾又是北伐的力赞者。 　　训练特种攻击部队正是辛弃疾对北宋军政弊端的反拨。北宋军事训练极不得宜，到宋仁宗时代，征召农民训练为兵，保甲制度实施后，禁令苛刻，训练时间与农忙冲突，而不去调整，武器又须民间自行购置，种种弊端，农民大为反感，有自己锥刺眼睛致盲者、有自断其臂膀者，有自毁肌肤者，目的皆为逃避兵役。而王安石等辈不知此，仍梗着脖子说，“自生民以来，兵农合一”，就寻常道理来看，他的话没错；问题是这些民兵，保卫自己几里左右的家园尚可，如是大型野战或特战，那就只有丢盔弃甲了。 　　辛弃疾的特种骑兵观念和实践，即是要建立一种快速反应部队，一者可以随时用于进攻和防御，一者具有威慑力，也便于调动；另外，也可视需要在重型和轻型部队之间转换，有利于补给的迅速获取。 　　甚至他的词作，多有速度与火力心理的投射，诸如“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皆是。 　　抗战期间，九战区幕僚长、兵学家赵子立说过，“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意味等到敌人立足已稳，就要麻烦得多。而要打击运动的敌人，则己方必须具有更为迅捷的运动速度，辛弃疾训练特战部队的心曲实即在此。 　　辛弃疾所力求达成的军事攻击的硬实力，如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渊然融合，则军事实力也可转换为一种软实力，它可以展开演习、吓阻、帮助冲突地区撤离非战斗人员、实施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等等，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不是胁迫手段得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 　　军政思想  恢宏博大 　　他的名作《九议》，密布历史的经验，地理的考量，现实的对策。军事的作用经纬交织，贯穿其中。 　　他比较敌我双方兵力配置战斗力差异，说明优势与劣势，在不同形势下的转换。提出对策，应以多种办法分散敌方的兵力达到牵制的目的。其中须以深远之计迷惑对方，使其首尾多处难顾，然后击其首脑要害，再进击其腹心，使之解体。 　　侦察权衡，明虚实缓急之势，因前述南北方人的体力差异，糊里糊涂的硬碰硬无异于“驱群羊以当饿虎之冲”，所以，不能以力搏力。 　　《九议》第一节指出了政治上的小矮人居间操作，而导致国家的不幸。他说，设使国家政治上轨道，则恢复北伐并非万难，甚至可说是简单的事体。但要事情变得简单，前提必须是政治的得体，如果“言与貌为智勇，是欺其上之人，求售其自身”，那就一切全瞎了。第二节则说在政治上轨道的前提下，军事也不是那么复杂的，只要掌握纵横变化不拘一格就把握大概了，“大要不过攻城、略地、训兵、积粟、命使、遣间，可以诳乱敌人耳目者数事而已……譬之弈棋，纵横变化不出于三百六十路之间。” 　　《九议》的前言，则在“战者，天下之危事；恢复，国家之大功”的原则之下，举出左、中、右各派的典型言论，以及其心理背景。弥漫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高明战略表述。 　　稼轩的《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说明长江作为军事险要，必须是在凭藉两淮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长江隔离中国分成南北，从来“未有无两淮而能保江者。”两淮地势绵延千里，势如张弓，敌骑一旦扑到长江沿岸，东趋西走，如在弓弦，荡然无虑。但能在其中予以截断，则其东西不能相顾，而其北来之兵，则如行走弓背，道路迂远，悬隔千里，势不相及，消灭他们就好办得多。古之善用兵者，辄以常山之蛇作比喻，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这是强势状态，但就两淮形势而言，如果以精兵截断其中，淮中即是其身，若断其身则首尾不能相救。 　　他的这段论述，在后来的历史中曾经多次重现。 　　明朝的纯文人，系指挥家，谋略家，军事与战术的具体措置在其次，主要是靠常识打仗，靠设计打仗，譬如于谦，在英宗被俘后，他和蒙古的也先大战于北京，都是几十万人的大会战。熊廷弼、洪承畴、袁崇焕都是书生，也是指挥大军作战的主帅，王阳明在江西剿匪作战总是靠出其不意取胜。 　　可辛弃疾有所不同，辛弃疾是战术家，也是战略家，是谋划者，也是操作者。他可以沉静制定战略，也可亲自驱动雷霆之怒。 　　辛弃疾的所有用心，都在表明，他要以强军固民的方法来消除笼罩在头上的掠夺、奴役和屠杀。“以战去战，以刑去刑”，用战争消灭战争，用刑法消灭刑法，用暴力消灭暴力。从而迫使北来的强敌逐渐放弃血腥的暴力压迫。他孜孜矻矻所作军备努力，涵盖临事须当机立断，不要姑息的疑问，随时随事予强横掠夺者以正义的制裁，如此，来侵者方有可能知难而止，不敢轻予启衅；否则彼必以为人尽可欺，由暴力威逼而走入疯狂，利令智昏，忘却本来，只要阁下的土地一天不尽，他的欲壑永难填满。 　　他做建康府通判之际，湖湘一带盗贼蜂起，弃疾悉平之。不过他对盗贼起来的原因思索极深。他上奏疏分析之，皇帝也被他说得点头称是，弃疾说，“……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盗贼以剽夺害之，民不为盗，去将安之？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铲荡，譬之本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为由，讲求弭盗之术，无徒恃平盗之兵……”后来在江西做官，拯救民间饥荒，他也有不同寻常的平衡借贷之术，使骚乱危机瞬间化险为夷。 　　此间充溢罕见的慧眼卓识，以及智识者的道德良知。政治的眼光、行政的手腕，处理危机的才干，都是如此的妥贴高明，可钦可佩。谈到地方建设诸要端，关钮细节的处理，闪烁人性真善的不灭光辉，他披沥以道，具泣血之诚，我辈后人，也读得泪眼婆娑，恨不能乘霍金所说的时光机器，回溯十二世纪的南宋，共与辛公，浮一大白。 　　晚年赋闲  令人叹惋 　　至于他的为人与交际往还，“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所交多海内知名士。”辛弃疾四十二岁的时候，因刚拙自信被奸人弹劾而去职，卜居上饶。此后廿年间，他曾短时间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剩下的时间都付诸乡居生涯。 　　柳亚子在他的《沁园春》词中写道：“才华信美多娇，瞧千古词人共折腰，看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这可以说是想当然的小看前贤。辛弃疾把栏杆拍破，无人会，登临意。他的牢骚，充溢家国陆沉，干戈春秋的深沉感慨。其中更有战略要素被搁置、被打压的扼腕之痛，将其战略思想解为牢骚，显系盲人摸象、蒙昧臆测。 　　辛弃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词作，缭绕挥之不去的愁绪，把栏杆拍遍的悲凉。此皆帝制社会的污糟所致，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操纵在见风使舵毫无原则的三流小人手中，他们纵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内耗凶险固执，对付外来侵迫一律的软骨头，像没有脊梁的海蜇皮。辛弃疾这样的战略家，只能灰头土脸，处处丢分了。哪怕是优游的清兴，也被愁绪包裹，正如《鹤鸣亭独饮》所说“小亭独饮兴悠哉，忽有清愁到酒杯。四面青山围欲合，不知愁自哪边来。”然而，僵化的构架携带对人本的杀灭、对人性的毁伤、对才俊的构陷，群小汹汹，志士悲梗，内在的消耗犹如基因，随着辛弃疾们的投置闲散，无端见疑，南宋的国祚也逐渐走向了尽头。 　　在最近出版的《中国梦》一书里，刘亚洲将军撰写的序言里，提到中国未来的目标，有云“冲刺世界第一，决赛冠军国家，开辟中国时代，创造无霸世界”，从这个角度而言，辛弃疾的战略思想，仍能给今天的我们提供足够的精神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