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叩名门 　　罗文华 　　按照一些记者的说法，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三位老先生，并称“燕园三老”；他们三位，再加上邓广铭先生，则合称“未名四老”。对此，我个人认为，“燕园三老”还算叫得出去，而“未名四老”的称谓却不太恰当，因为它虽然与未名湖有关，但四位先生实则皆住在未名湖北面后湖的朗润园，所以我的北大校友、散文名家卞毓方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又称他们为“朗润园四老”，简称“朗润四老”。这样称呼多少还有些道理。 　　这几位老先生当中，唯有张中行先生不是北大的教授，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上大学的几年里，几乎没听任何老师和同学提到过“张中行”这三个字。虽然张先生毕业于老北大，他服务了几十年的出版社也坐落在老北大旧址，晚年他又住在新北大校园里，但在1986年秋天他的散文集《负暄琐话》出版之前，却很少有人把他与北大联系在一起。倒是像我这样已经从北大毕业走出校门的人，读到书中所述老北大的衣食住行、奇人异事，不禁勾起对 　　母校浓烈的眷恋之情，自然也就注意起写书的这位老校友来。《负暄琐话》是张中行先生的成名著作，也是他的代表著作，因此就有人呼他为“负翁”，与这个书名有关，意为“晒太阳的老汉”。但我不愿这样叫他，张先生不仅不欠别人的钱，还经常掏钱援助有困难的朋友，我还是愿意随着他那些晚辈同事的习惯，叫他“行公”吧。 　　行公比我年长五十六岁，比我早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五十二年，是我的老前辈、老学长，但我是亲眼看着他走上文坛，看着他“暴得大名”的。我为什么敢这样说呢？其一，我当编辑在先，他出名在后。其二，我是他的著作较早的知音和评论者之一。其三，在他写作的黄金期，我编发了他很多文章，至今我还保存着他写给我的十几封信。2006年行公终于以九十七岁高龄驾鹤西行了，我写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题为《伟大的布衣》，在《天津日报》发表后，读者纷纷来信表扬鼓励，此文还连获2006年度天津市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奖一等奖、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复评暨年赛二等奖。一位喜爱行公作品的博士生看到我的小文，寄来一本行公自传《流年碎影》，让我写上几句话，我便在书的扉页上写出了自己的感悟：“张中行先生的伟大之处，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活法。一种活法，比一万本书更有价值。” 　　行公在我眼里，虽一介寒士而不卑不亢，活得超脱而充实，有滋有味，令人羡慕。他一生清醒，认为教育的成功就是教人“疑”，让人不信。北大纪念建校九十周年时约他撰文，他文章的题目就是《怀疑与信仰》。他的《禅外说禅》、《顺生论》，最适合疗治当下的心浮气躁。 　　2007年初秋，我应书画家唐吟方先生之约，到北京参观“古韵今芬”的文人学者书画展，晚餐时与以簪花小楷参展的著名女学者扬之水先生同桌交谈。她告诉我，张中行先生生前曾多次跟她说，他在天津日报社有一个小朋友、好朋友。扬之水本名赵丽雅，曾是《读书》杂志的名编，近年醉心于名物研究并颇有建树，我久仰其名却是初次相见，行公遗言使我们缩短了交往的距离。 　　前些天听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仕强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述《易经的奥秘》，我注意到，他两次谈到“孔子没有死”。曾教授动情地说：“你看现在孔子死了没有？你可以说他没有死。你只要心中有他，他就活在你心中。他怎么会死？”“中国人是你活在大家的心中，你就永远不会死。你看，孔子永远没有死过，他活在我们心中。”由是，我可以说：张中行先生也没有死，他活在我们心中。行公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关爱和教诲，早已化为一种相知相识的精神动力。它启益人生的功效，足以超越所有时空界限，“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