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包身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黄宗英的《小木屋》……我们现在还有多少能勾起人们清晰阅读记忆的优秀报告文学？” 　　在14日举行的首届“瑞安华富杯”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奖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等大声疾呼：新世纪以来，由于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叙事伦理的固有症结、“政绩”文学等因素，报告文学创作每况愈下，已经从中心领域陷入尴尬的生存境地，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拯救。 　　何建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报告文学存在以下几大问题：作品数量少、质量良莠不齐；创作队伍虽然庞杂，但青黄不接。青年作家少之甚少，大多去创作“收益多”“见效快”的诗歌、散文等；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总体素质欠缺，无论是采访功底和写作技巧都有待提高；很多作家没有经费，根本不可能像媒体记者一样到实地采访创作，进一步限制了报告文学的创作；评奖机制不健全，鲁迅文学奖中的报告文学奖几乎都给了长篇报告文学，短篇报告文学实属罕见，限制了文体类型的拓展；此外，很多现实批判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者面临高风险，很多作家都或多或少受到过人身威胁。 　　究其客观原因，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升阳分析认为，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使文化和价值观念趋于多元，由此而形成的快餐式文化产品应运而生，以网络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在消费文化市场里愈发兴盛。“80后”对报告文学这种主要以印刷媒介进行传播的文化产品表现出本能的陌生，读者群日渐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 　　“叙事伦理的固有症结使报告文学陷入悖论怪圈。”张升阳说，报告文学本应是报告与文学的联姻，是兼有新闻性和文学性的体裁。但新闻与文学是一对固有矛盾，前者的本质是真实性，排斥后者的艺术性和文学性。因此，在平衡真实性与文学性中创作报告文学非常困难。 　　究其主观原因，“‘政绩’文学是一大问题。”中国作协一位主管负责人说，一些单位和行业喜欢以“重点工程”的形式赞助作家写一些宣传性的“报告文学”。于是有作者整天盯着“工程款”去从事“创作”，那些印制漂亮的、开本大而厚的“作品”，通常是材料堆积、面面俱到、毫无艺术的“工程总结”，领导和拿了钱的评论家们通常都会把这样的“报告文学”捧上天，不是“开创性”，也是“空前绝后”。在“领导重视”“资金支持”“重点扶植”“评论作秀”的“烘托”下，报告文学愈发“四不像”。 　　“还有一些作家不深入生活、不深入实际。为了出书、出成绩，把本可1万字结稿的短篇报告文学写成长篇出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银认为，报告文学精彩作品的稀少，正是因为部分作者对现实关注点的偏离，是作家在纷纭的现实社会矛盾现象面前把握的盲目和无力，更是对“三贴近”思想的遗弃。 　　为拯救每况愈下的报告文学，中国作协一位主管负责人建议，各相关行业协会等部门要多举办各种活动，激励年青一代加入到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中来。还可与高校联手，在文学专业的报告文学方向采取导师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与媒体联手，在中央各大报纸和有影响力的都市类媒体开辟报刊文学专栏，为报告文学提供创作平台。 　　李炳银认为，报告文学还要进行与时俱进的文体改革，其创作必须与网络、电视、电影等新型传播类型衔接。此外，在评奖机制上，要多举办像“瑞安华富杯”这样的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奖的比赛，以鼓励短篇报告文学的发展，刹住“长篇风”。 　　记者 周宁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报告文学家何建明的部分报告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