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　　　　文化背影 　　百 　　年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 葩  魏如松 　　1994年4月17日，从台北传来一个悲伤的消息：海南一代哲人吴德耀先生在台北家中溘然长逝，终年78岁。吴教授一贯注重养生，人也乐天知命，他的突然辞世，着实让不少师友亲朋备感伤痛，华人文化教育圈更是为失去这么一位杰出的学者、教育家惋惜不已。著名学者杜维明从哈佛大学撰写纪念专文，评价自己的恩师吴德耀先生，称吴先生“为新加坡及台湾培养了数代精英，为‘文化中国’孕育了千百学子，也在东亚、东南亚和欧美各地撒布了许多弘扬华夏文明的善种。他作育英才的苦心和为文化事业而奋勉精进的志趣，充分体现了忍辱负重的教徒精神和任重道远的儒者胸怀。……” 　　新加坡是吴德耀先生最后服务的国度，他去世后，从新加坡前总统、社会各界到海南华侨，纷纷聚集一处，为这位跨时代的教育家举行隆重的追思会，悼念文章充斥那些日子的新加坡媒体，吴德耀不平凡的一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小小少年闯南洋 　　1916年，一个动荡的世纪之初，也正是海南人闯南洋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年，吴德耀出生于侨乡文昌一个清贫的私塾之家。九岁那年，吴德耀失去父亲，无奈之下，母亲将他送往槟城的伯父家，从此，故乡只能留在记忆里，直到几十年后吴德耀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他已经是名满华人世界的著名学人。 　　那时的槟城是马来亚的一个州，属于英国殖民地。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他的伯父认为在英文学校读书比在华语学校读书更有前途，于是决定将吴德耀送去教会学校，先进入圣马哥学校，后转到英华学校、剑桥九号，天资聪慧而又勤奋的吴德耀成绩优秀，表现出很好的学习天赋。也许是骨子里依然不改的故国情怀，也许是祖父和父亲在他小小的心灵里灌注的传统文化的因子，一个意外事件的刺激，让他成为一个精通中英文、深研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学者———有一天，说着满口流利英文的吴德耀遇到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咖啡店伙计，小伙子拿着一份华文报向他挑战：“虽然你比我聪明，但是我懂得自己的语言，能看华文报，你能看得懂吗？”吴德耀顿时无语。他是英校高材生，却不认得几个汉字，自觉惭愧难当，于是，要求伯父让他转到当时最好的华校钟灵中学。在这个华校里，吴德耀以超乎寻常的努力，只用两年就读完了一般学生要用三年才能读完的课程，能够自如地欣赏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书籍了，并对儒家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日后的吴德耀成长为一个学贯中西、偏爱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学者所该具备的童子功了。 　　参与《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 　　机缘巧合的是，吴德耀在这所华校读书还给他带来人生第一次好运，并给他后来的海外留学生涯开辟了新航路。1936年，他代表钟灵中学（今属马来西亚）到中国参加全国运动会，他的三铁项目成绩竟然破了全国纪录，此事曾一度轰动马来亚，吴德耀因而获得奖学金进入声名赫赫的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学习。1940年，吴德耀获文学士学位后赴美留学。1942年获美国弗莱契尔法律与外交学院硕士学位。一路学业优秀、超常发展的吴德耀，考取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当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博士帽授予这位刚强聪明的祖籍海南的学子时，吴德耀成为马来亚留学生荣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首位学者。 　　毕业后的吴德耀留在美国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研究员。此后，口才很好、风度翩翩的吴德耀从事外交工作，他的精通中英文为他带来一系列的好运。根据吴德耀的学生王佐先生的回忆，1947年，吴先生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时，曾经协助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这也是唯一参与《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工作的华裔人士。那一年他还不到32岁，年轻有为，抱负超群的精神与气概让人不敢小视。凭着学识的广博和追求真理的勇气，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时，吴德耀敢和法国代表(后来的法国总理)法兰斯辩论；面对世界闻名的法学大师、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卡仙教授(Prof．Cassin)，吴德耀站在公平的立场，与之辩论人权问题。他良好的辩才和气度，赢得了联合国官员对他的尊敬。 　　绅士和君子融为一体 　　2004年11月，吴德耀先生的得意门生、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被邀来海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海南日报记者有幸采访了这位被称为“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的著名学者。杜先生满怀深情地说，此番海南之行，还有一个心愿，就是看看自己的恩师吴德耀先生的故乡。他说，如果没有吴德耀先生的帮助和安排，他不可能得到哈佛大学的奖学金，也就不可能有日后他在哈佛的席位和学术方向。杜维明先生谈到，博学多才的吴教授于1954年应聘赴台湾协助开办东海大学并担任政治系教授兼文学院长之职，两年后又出任东海大学校长。此时，在东海大学就读的杜维明是一名高材生。由于吴德耀先生与哈佛大学的密切关系，他得到一个资助名额，可以举荐优秀学生到哈佛大学学习。吴德耀先生将这个机会给予了杜维明。 　　“当时家穷，即使我拿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没有奖学金的话，去哈佛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吴德耀先生出于人才考虑，将这个宝贵的名额给我，并且写信请哈佛的故交帮助我，照顾我，让我度过四年难得的大学生活，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说这话时，个子高大的杜维明教授面容沉静，沉浸在对恩师的追忆中。他说：“德耀先生心仪柏拉图的哲王理念和孟子的大丈夫气象，但他自己却从既平易近人而又温柔敦厚的仁道来分析时事，品题人物，评断社会及文化现象的得失。在抗衡、冲突和斗争的暴戾之气弥漫全球的乱世，他所证成的是基督教的博爱和儒家的恻隐之情。他是位真能变化气质，真能把绅士和君子溶为一体的人师。我敬重他，深深地怀念他!” 　　最后的南洋大学校长 　　1956年至1971年间，作为该校的创始人之一，吴德耀出任东海大学校长，长达15年，这在台湾教育史上也是少有的。1971年至1975年，吴德耀接受新加坡大学政治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的任职，举家来到新加坡。1975年至1980年在南洋大学先后任政治行政系教授、研究院院长、南洋大学校长。1980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退休后亦兼任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成为新加坡儒家思想教育的主要设计者，被称为“海南一代哲人”。这时期的主要代表著作有《人与社会》、《东方政治--西方政治》、《国际政治研究》、《中国文化的根源》、《政治历史文化古今谈》、《列国春秋》等。 　　新加坡文化学者王振春今年初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1953年创办的南洋大学，以“沟通东西文化，发展马来亚文化”为办学宗旨，当时的马来亚大学专重英文，而南洋大学则兼重中英语文，以应学术研究之实际需要，务使学者对当地语文有相当基础，能充分运用，而同时学业水准与国际程度相当，作为东西文化之桥梁。吴德耀执掌南洋大学，一再强调“南大”所具有的特质应该是：别人不要做的，我们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能；别人无法容忍的，我们可以容忍，这种刻苦耐劳、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就是“南大”的精神。吴德耀曾满怀希望地说，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精神不但必须予以保存并发扬，而且更进一步，使我们所作所为皆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南大”全体同仁———教、职、员、工、学生及校友们都必须尽本身的一份力量来发扬这种传统精神，并建立止于至善的理想作为我们的新准绳。南洋大学人至今不能忘怀的是，校长吴德耀还强调两种语文的教学必须加强，认为“南洋大学具有独特之条件，可以实施两种甚至三种语文的教学，即英文、华文及马来文”。王振春感慨说，吴德耀在任期间，强调中英文双语并重的政策。同时，不断增加与教学人员的接触，勉励同仁从事学术研究及出国进修；增加“东南亚研究”作为学生选修的课程。　　　　　　(下转B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