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则新闻说，“作家富豪榜”成了注册商标，国家工商总局给“作家富豪榜”颁发商标证。 　　2006年，媒体工作者吴怀尧发表调查文章《中国作家富豪榜》，文章通过对图书一线市场的调查，发布全国最有钱的25位作家的财富排名，此后至今，《中国作家富豪榜》每年度发布一次。鉴于《中国作家富豪榜》已有的社会反响和品牌效益，吴怀尧申请注册商标。 　　还记得2009年，《长江商报》发布当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的揭晓结果时这样说：今年是中国作家富豪榜的第四次发布，依旧是公布前25位作家名单以及版税，与去年不同的是，曾获两届第一名的80后代表作家郭敬明，今年未能成功卫冕，以1700万元的年收入屈居榜单第二名，而“童话大王”郑渊洁以2000万元的年收入荣登首富宝座，比去年的“首富”收入多出700万元。今年作家富豪们整体似乎比去年更富有。 　　毫无疑问，“作家富豪榜”能够赢得如此高的关注度，不是因为作家，而是因为富豪。消费主义时代嘛，让文学“独善其身”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属于文学的春天不会再来也没必要来了。“80年代，文学是什么地位？我们这里一个诗人在纯文学杂志发表了几首朦胧诗，硬是有个文学女青年千里迢迢来向他献身！现在即便你出了几本卖得还可以的书，但凡有三分姿色的女青年正眼都不会瞧你，人家宁可选个小老板……”这是某作家的感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古人也不以“为功名而读书”为耻，我们自然也不必以“为版税而写作”而不好意思。作家张炜用20年时间写就10卷本、450万字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令人尊敬；那个号称初中毕业，却写出大红大紫网络小说《鬼吹灯》的“天下霸唱”(张牧野)同样值得佩服。 　　畅销和流行没什么不好，正如张敬伟所说，流行和不朽，并不是有你没我的绝对，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在当时成就了洛阳纸贵佳话。现在，《三都赋》依然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还有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王勃，在南昌一气呵成《滕王阁序》，现在还不照样是文学经典？白居易的诗够不朽够经典吧，而当年白先生在长安时也是比易中天还要流行的“诗人明星”，他写诗不仅追求“妇孺皆知”，甚至被长安街头的浮浪子弟刺在身上。也说不定，当下这些上榜作家的某部现在流行的作品，就不会成为未来传世的经典。 　　但话又说回来，好作品就像真学问一样，恐怕不能单单依靠市场来定价。 　　有一点我们得保持清醒：快餐生意兴隆很正常，但如果全社会都追求清一色的快餐，那就不正常了。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分层的，有追逐文化快餐的大众，有吃精细食品的中众，也有专门吃素餐的小众。寥落江湖之远者，喜欢看曹雪芹、蒲松龄；潇洒风流者，喜欢魏晋那些文人；豪气冲天者，喜欢李白的仗剑走天涯；留恋烟花和风尘者，喜爱关汉卿、李渔；像我这样的极小众，则喜欢看卡夫卡。 　　像我这样痴读卡夫卡的人，也许有点“堂·吉诃德”，但我喜欢，也没有改变的必要。喜欢看卡夫卡，也许和自己“后中年”的心境有关。最近重新看卡夫卡的《变形记》，开篇第一句竟让我叹息良久：“一天早晨，格里高里·萨姆莎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我叹息是因为，推销员格里高里·萨姆莎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之后，并没有首先对自己的变形感到多么地荒诞、恐慌和震惊，反而担心不能上班了，这可怎么办呢？朝九晚五的程序化生活一旦不能继续了，那怎么可以呢？所以，格里高里·萨姆莎对此万分惶恐。 　　李欧梵说，这种程序化的生活，格里高里·萨姆莎并不喜欢，但为了养家———他父亲已经退休，赋闲在家，母亲和妹妹又没有职业———他不得不每天清晨六点半起床，赶七点半的火车去上班———其实不是每天上班，而是到处旅行作推销员，生活更难受。他宁愿呆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这一下终于如愿以偿了，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在自己房间里优哉游哉！然而他又禁不住有满腔的罪恶感，所以他要为自己辩护，义正辞严地向公司的代表说了一通，但是那个人看了格里高里这个怪相早已厌恶不堪，哪里还听得下去？《变形记》的“逻辑”就此展开，没完没了，直到格里高里废寝忘食，咽下最后一口气。 　　到点就得上班、开会、报告、赶车等等，这种程序化的生活，是卡夫卡最不喜欢的，他一辈子就一个嗜好：那就是写作。他有自闭症，好像害怕走进婚姻，在他看来，与其爱一个女人还不如爱文学呢。 　　卡夫卡肯定不是为了成为富豪而写作的，事实上，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因为写作而成名。 　　其实，我更佩服那些不跟时尚潮流而甘坐冷板凳的人。 　　古人不是有句话么，“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意思是说，信息、资讯这些东西替代不了学问，当今社会最不缺的就是信息了。《大学》云：“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