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年相比，今年燃放鞭炮造成的损失格外大：兔年刚过20分钟，沈阳皇朝万鑫国际大厦即因燃放烟花而起火，最终这座152米高的大厦被烧通了天，损失30亿元；来自公安部消防局的数字，2月2日零时到2月3日上午8时，全国共发生火灾5945起；新华社报道，除夕零时至大年初一14时，北京市因燃放烟花爆竹致伤223人，死亡2人；2月7日《钱江晚报》报道，浙江淳安发生山林火灾，6人遇难，惹祸的还是鞭炮……（2月9日《检察日报》） 　　这是一个尴尬的现象：当火灾发生时，“烟花”成了罪魁祸首，而当禁放烟花时，又有人用“习俗”和“民意”来说事，但烟花的禁与放到底取决于民意、习俗还是不可预料的火灾，似乎没有人说得清楚，反正是争议性的热闹劲一年赛过一年。对此，笔者认为管理者应该考虑到以下几点： 　　首先，就烟花是否禁放来说，必须让公众参与讨论。这种讨论不仅应该是充分的，而且应该是透明的，以最大限度听取民意。笔者以为，应让公众参与讨论的全过程，让公众对治理烟花问题充分地表达意见，让民意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显现。只有如此，方能走出要么禁止要么放任的怪圈。 　　其次，任何公共政策，必须把普遍放开当作首选，把有限禁止作为例外，也就是说，不能把普遍禁止作为首选，把有限放开作为例外。这是寻求良好治理之道必须遵循的原则。笔者以为，就烟花是否禁放来说，应在公共管理者自身找寻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不应在禁止和放开之间做出选择。 　　最后，禁令的推行必须以社会规范为平台。对一项权利的设定，如果既符合政策，又符合社会规范，就能够顺利推行。如果政策规定和社会规范相悖而要强制推行，就会产生巨大的推行成本。燃放烟花是公民的爱好和权利，应该得到尊重。政府在治理烟花是否禁放问题上，应该划定公权力行使的界限，防止公权力自身扩张的冲动，以保护公民的权利。否则就是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也是对社会公意的违背，也就无法达到公共治理的“善”。 　　禁止和限放烟花的怪圈，是公共治理的怪圈。而能否走出这种怪圈，既考验着公共管理部门的智慧，也考量着公共管理部门有没有借鉴经验和走出怪圈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