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沤堂读史 　　伍立杨 　　民初旧军队中的参谋情形有些怪异。他们的文人气、师爷气味很重，不少抽大烟、吃花酒，摇鹅毛扇，派头十足。但他们厄于主官的羁绊，往往终其一生都并不转变为带兵官，好像主菜的配料，或者军阀的侧室偏房一样，永无扶正的机会。他们中的相当一些人，也甘于此种偏房地位，在配角的地位上扮演角色。正值干戈扰攘的时分，他们也和战国时期的处士一般，东奔西走，受雇于各路军阀，充任这种意识形态色彩微弱的角色，为主人设计各种战斗，因为人事的交往渊源，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可以站在不同的对立面，今天还是结盟的朋友，明天又不共戴天了，后天却又把臂入林……转眼就可以同盟变成敌人，转眼就可以调转枪口。这些人中，有的徒有其表，有的颇工于心计，如冯玉祥部队参谋长的刘骥、曹浩森等，张宗昌部队参谋长的金寿良、李藻麟等。 　　这种情形在此前的湘军系列的建制恰恰相反，和北伐以后的国民革命军的情形也呈背离之势。 　　湘军众多指挥官都是从幕僚角色羽变而来，书生将军，秀才元戎，放手一博，仿佛傲然的骁骑，踽踽独行在杀机四伏的驿路之上。 　　北伐以后，黄埔系崛起，参谋和指挥官的角色经常转换，简直是家常便饭。新式军校培育出来的学生将领、书生带兵官，和民初他们的前身大异其趣。 　　何以民初的情形有如夹缝中一样的怪异呢？这和近代军阀的生成有关。 　　湘军的成功，历史家都承认的了。萧一山先生以为其要点在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骨子中保存着我国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对兵员，严格按规则保障后勤物质供养，而对带兵的营官，总须其为孔孟的信徒，也即还是读书人。曾国藩说“近世之兵，孱怯极矣，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湘军之建立，无论战斗力还是精神面貌，都和当时的绿营官军、土匪、游民暴民俨然区别开来，而成异军突起的劲旅。 　　萧一山先生并比较湘军、淮军的根本不同。着眼在三端，一为大将的学术气质，一为将领之出身，一为对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湘军多大儒，公忠体国。淮军将领多出身微贱，气概远逊。湘军的彭玉麟更是杰出纯粹的学者；淮军如刘铭传等则为盐枭……“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可以传淮军之绪，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后又从“军民财”三权分立与否来谈两军的性质差异。国藩在世时，是使三方互相牵制，防范拥兵自重。但他身后，总归无可奈何花落去，难以羁控的局面则出现了。 　　淮军本是湘军的支派……何以后来国藩尚不能指挥如意而不得不请鸿章兄弟出来帮忙？……看见李鸿章开始就把淮勇造成他的势力，与湘军扩然大公的精神已迥然不同。所以湘军虽是私有军队的起源，而淮军才构成私有军队的形态。后来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就变成清末民初时代的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贻祸不浅。（《曾国藩传》第十章） 　　这个判断厘清近现代军阀祸害之起源，缘于专制。处处漏洞，百端补缀，错舛百出。近时学者洋洋自以为得计的论调，说什么要告别革命，指军阀混战之源头在孙中山，观萧先生的梳理，其说可不攻自破，同时也照出今之学者寡情不学的紊乱。 　　而民国初年的情形，似可说到蒋百里为止，在他之后这种情形就结束了。而其本人，先后飘荡于护国军、护法军，以及吴佩孚的十四省讨贼联军、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等旗号大异相互对立的军队，充任军事幕僚或参谋长等类似职务，他本人可以说是转型期的一个标杆人物。 　　这些人的身份对于军阀是一种修饰，至于他们的学问，则介于新旧之间，新的知识他们摸到一点边角，传统的学术，则又偏向江湖气的一面。他们看似娴熟的参谋业务，不免带着一点妖气和鬼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