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伍立杨 　　话题缘起 　　据报载，冯小刚新片 《温故1942》将于10月开拍，预计明年暑期上映,消息传出后引起各界关注。 　　本片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小说《温故1942》，描绘的是一场河南的大灾。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  　　刘震云表示，希望电影能表现的不仅仅是悲剧，还有中华民族这样“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走到今天，是如何的顽强，这种生命力被拍成电影，会让全世界都尊重你的民族”。 　　本组图片均为1943年2月底至3月初，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河南灾区实地采访时拍摄的，照片记录的是1942年河南的一场大旱灾后灾民流离失所的情况。 　　据估计，当时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  　　民众解除士兵武装的由来 　　《温故1942》的小说原著，讲述的是当年中原地区河南平原上大饥荒时期发生的故事。 　　《先锋历史》杂志在挖掘这段历史事实写道：“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抗战前期，汤恩伯的部队属于第五战区，抗战中期以后，隶属关系改变，改属第一战区，驻防主要在河南境内。 　　将五万正规军缴械，这件事说起来痛快，实际上比较的想当然，即使抓五万头猪，也不是那么方便。但是在河南大地上确实发生过的民众收拾部队溃兵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汤恩伯为了保存实力，先是将装备、训练奇差的川军放在前线，随枣会战时，使枣阳沦陷，日军进逼襄樊。 　　1942年，汤调任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为排挤非嫡系部队，在洛阳游龙门时，和胡宗南、戴笠重演桃园三结义的把戏，试图以此壮大自己的声威。其间，他收编了大量的土匪游杂部队，当时豫西有个民团总指挥别廷芳，在其所控制的十余个县，每县都安置有自卫团武装，此公是豫西有名的土皇帝。他被收编以后，又勾心斗角，琵琶别抱，军政当局最后竟将其毒死。“将地方上的土匪组编成游击队，这些人公开卖放联保主任，向农民派粮派款、抽丁，大肆搜刮钱财，还从事贩毒活动。”（《记汤恩伯在五战区二、三事》，作者庞盛文，载《老河口文史资料第22辑》）严重导致部队素质良莠不齐。汤恩伯部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含大量游杂部队共30万官兵，大半靠河南一省支持。所以“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之谣不胫而走。游杂部队既要防止嫡系部队的欺压，又害怕被日军吃掉，只有向老百姓撒泼，这样的部队军纪之败坏可想而知。土匪和游杂部队，对于退下战场的大部队，他们避而不见。对于小股散兵、伤兵，他们则立即收缴武器，用以壮大实力。于是老百姓当然对其恨之入骨，一旦有机会，自会向其报复。 　　游杂部队与反正伪军纷纷打起汤氏旗号，这类部队原本安民不足扰民有余，尤其在民风强悍如河南之地，民间武装在大战后如雨后春笋，人民本已不堪其苦，加上那些年河南大灾，百姓处境极为悲惨。 　　有历史学家曾访问名将石觉，当时他率部驻防河南，对于五万部队被缴械一事，他说：“这是荒唐不过的话，慢说是两个集团军，即使是一个战斗的班，也根本吃不动，拦不住。我曾见在远方担任警戒的班，土匪四五十人逼近，意图夺械，班长警告之后，发射两枚枪榴弹，该等土匪即行鸟兽散”（《口述历史》总第7期《石觉先生访问纪录》）。 　　外国记者与战局观察 　　《先锋历史》文章写道：“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该文还引述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见闻来印证这段历史。白修德抗日战争时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 　　白修德对日本的颂扬，仅出于对表面现象的观察，对中国人的责备超过对日本侵略者的谴责。对于因种种原因溃散的部队，白氏颇多责怪，对于敌军纵横窜扰，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反无任何斥骂，此真咄咄怪事。 　　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悲剧，民族的苦难，在根源上是与日本军国主义主导的大举悍然侵华分不开的。至于灾荒的造成，中原的灾异灾变，在历史上多次发生，加之，民国初年至日本侵华前夕，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对地方生机的戕害极为严重。但根本上的杀戮和毁伤，则是日本大举侵华以来，使民间的痛苦和流离失所变得异常的尖锐突出。 　　温故，乃是重温历史故实，重温者，是重新打量、观察、检讨，它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简单重现，而应包含着重新审视、重新梳理，这就要求对历史的陈述必须找到真实的源头和真相。从这样的角度生发出来，才有可能是正确的、有意义的。否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1942前后的战局 　　在1942年之前，发生了著名的枣宜会战。当时在第五战区做情报参谋的庞盛文，他对汤恩伯是没有好感的，他认为汤氏个人的脾气性格很成问题，但对部队而言则是浴血作战的。对此庞先生写道：“李宗仁从汤恩伯的二十兵团(后编31集团军)调八十九师及第四师陈大庆部于随阳店一带，以六个团的兵力阻击日军，形成胶着的拉锯战，血战近十四昼夜，战斗十分激烈……” 　　第4师是中央军的精锐师，也是汤恩伯起家的基本部队，1938年7月，蒋介石决定整合一支强大的劲旅，以对日军后方作战略包抄，汤恩伯即被任命为突击军军长。抗战名将关麟征、杜聿明、戴安澜、冷欣等人都是从第四师走出来的。在抗战时期，其著名部将王仲廉、张雪中、石觉、李楚瀛、陈大庆等均为足以独当一面之名将。 　　1941年前后，汤恩伯所部驻防河南和湖北两省对日军开展运动作战。光参加的大会战就有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和豫南会战，战事频繁。在随枣会战中，汤恩伯部纵横襄(阳)花(园)公路（又称鄂北公路），邀击日军，令日军头疼；在冬季攻势中，汤恩伯部与敌激战10余天，击溃日军第3师团，日军伤亡惨重，在冬季攻势中显得尤为突出；在枣宜会战中，第五战区主战场虽然失利，但局部战斗则有声有色；豫南会战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激战于上蔡、舞阳，重创之。尤其作为主力师的第4师在上述会战中都打得很出色。第4师先后在桐柏、唐河、新野、泌阳、信阳、确山、上蔡、枣阳、随县和应山等地同日军多次交战。 　　至于豫中会战，该刊文章也提到撤退过程中军纪问题。据解放后的文史资料（回忆录）显示，汤部正规军的军纪在撤退过程中算不错的。 　　豫中会战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计划的一部分，中方称为豫湘桂会战，这次会战也不是一战即退，而是在登封痛击日军，且能巧妙及时地突破日军重兵封锁而将主力完整撤出，粉碎了日军的围歼企图。汤部8个集团军向重庆、贵州方向撤退系属战略转进。当时魏德迈甚至建议将战时陪都再西迁昆明，但被当时的国府拒绝了，汤恩伯所部全部换上美式配备，准备在重庆外围的贵州以南山地和日军作最后决战，这是整个抗战战略的最后阶段。但日本在太平洋已经自顾不暇，在做本土和美军决战的准备，从黔南的独山一带悄无声息的撤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