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海南的自然保护区在建省后逐步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与此同时，海南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工作开始真正走向题中之义：从追求保护区的规模数量，转而追求质量内涵。 　　作为一个2006年底才有正式统一管理机构的新保护区，鹦哥岭正在进行着一场保护区管理模式革命。在这个新建的保护区里，保护生态与周边村庄发展，一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开始摸索消解方式；将周边村庄逐步建成保护区的护林社区，一个看似难以实现的梦想正逐步走向现实，两大坚冰正慢慢消融。 　　鹦哥岭，海南陆地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拥有华南最大连片面积的原始雨林。然而，鹦哥岭的知名度却比同为1800米以上高峰的五指山差了不止一个数量级。  　　作为一个2006年底才有正式统一管理机构的新保护区，“低调”的鹦哥岭正在进行着一场同样低调的保护区管理模式革命。 　　在这个新建的保护区里，保护生态与周边村庄发展，一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开始摸索消解方式；将周边村庄逐步建成保护区的护林社区，一个看似难以实现的梦想正逐步走向现实，两大坚冰正慢慢消融。 　　新理念 　　曾经，这里人工林步步蚕食；曾经，这里饱受猎枪与刀耕火种的创伤。 　　“没钱就上山。平时打野猪，过年打飞狸。”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便文村村民吉文东18岁开始打猎，直到48岁。谈及过去的打猎史，他在羞赧之余依然有些津津乐道。 　　靠山吃山，鹦哥岭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让这句俗语曾成为当地山民解决温饱的必然选择。 　　“这里是海南陆地保护区的中心枢纽。”提起这个话题，省林科所所长、首任鹦哥岭保护区管理站站长周亚东兴致高涨：区内记录到维管束植物2209种，脊椎动物431种，且有数十种国家一二级保护物种，淡水鱼类及鸟类物种数量为全省之冠。 　　与资源丰富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周边令人不安的贫穷。距边界2公里范围内的鹦哥岭保护区周边，含6个乡镇103个自然村，1.8万余居民，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这一地区，交通不便、缺乏生产资金和科学种养技术等，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例如，去年便文村的人均纯收入仅1800元，约为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 　　严格地说，贫穷，而非贫穷者，才是自然保护区的敌人。 　　对于周边村民而言，青山绿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老饭碗”，是接济贫穷生活难以拒绝且无奈的选择。保护区成立前，周边的山民们不断对鹦哥岭索取：放火烧山种稻子，拿起鸟铳打野味，砍下大树建房子……加上不法商人以金钱诱购木材和野味，大量种植橡胶、浆纸林等经济作物，让原始森林岌岌可危。 　　“保护区建立前，水鹿、山猪、黄猄、果子狸、山猫，这些常见动物都几乎看不到了。”过去每个月都要上山“找生计”的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高峰村委会道银村村民符海升说。 　　海南的自然保护区在建省后逐步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环保部公布的最新海南岛自然保护区名录中，海南已有自然保护区69个，总面积近30万公顷，可谓成绩喜人。 　　与此同时，海南保护区的保护工作开始真正走向题中之义：从追求保护区的规模数量，转而追求质量内涵。 　　以此为衡量标准，海南保护区的工作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省国土环资厅有关负责人说，目前我国各类保护区内，或多或少存在着被破坏的情况，这与各保护区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的矛盾联系密切。 　　作为一个新建保护区的管理站，加上护林员总人数也不过区区二百多人，如何才能管好面积如此之大的保护区呢？ 　　“必须争取村民支持，必须转变保护区角色！”在公益组织香港嘉道理农场的支持下，建站伊始，保护区领导班子决心要把鹦哥岭建设成海南的模范保护区，“我们要从过去的砍树就抓人的对抗式管理，转变为合作式管理，管理站既是管理者、执法者，也要是村民的合作者。” 　　新教育 　　小姑娘王晓兰和小男孩符海波同在白沙元门乡中心学校读书。王晓兰对家乡知道得不多，有一股童真的求知欲望。年龄稍大的符海波聪明能干，乐于助人的他帮助晓兰，一起通过多种方式了解家乡的地域、民族、风俗、自然和人文。最终两人对家乡都非常熟悉，也更加热爱家乡。 　　这两名可爱的黎族小学生，并非真实人物。而是正在编写中的元门中心校乡土教材《美丽的鹦哥岭脚下》中的虚构人物。 　　故事要从2010年1月15日说起。在香港嘉道理一位义工的牵线下，经过数月接触，元门中心校与嘉道理、鹦哥岭保护区于当天签署了共建绿色生态学校的协议。 　　“我们学校地处保护区边，这是开展环保教育的生动课堂，与他们联手是我们的最佳选择。”该校常务副校长王文瑞很高兴。 　　合作编写乡土教材是三方协议的重要内容，这是当地闻所未闻的新事物。在嘉道理与保护区的资助与组织下，该校成立了课程研发小组，分别到保护区、海师大、四川万县等地考察，经过1年多艰难摸索和数次修改，该教材已初步定稿，第一部分即将投入使用。 　　“他们的环保理念很先进，启迪了我们，才有了虚拟人物的出现。他们对环保的奉献热情也感染了我们，让我们咬牙坚持到最后。”王文瑞感激地说。  　　现任鹦哥岭保护区管理站站长黄国昌认为，鹦哥岭地区属较偏远山区，当地群众与外界交流较少，思想观念较保守，环保意识较薄弱，群众难以理解森林保护的重要性，认为保护区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而产生抵制的心理。 　　“这要求我们加大宣传力度，巧借社会力量，尤其是周边学校力量。”黄国昌说，这是个“一石三鸟”的好策略——— 　　首先是感动了老师，通过老师又影响到学生。其次是“小手牵大手”，通过小孩可影响到大人。保护区与嘉道理在乐东黎族自治县番阳中心校举行的自然艺术体验活动收效就很明显，很多家长在自己小孩的劝说中，放下了指向珍稀动物的猎枪。三是培养了保护区“未来的战略合作者”，这些学校的小孩长大后，绝大部分会留在当地，从小受到的环保教育届时将发挥影响。 　　保护区开展的宣教活动形式很多样。嘉道理2009年年报显示，当年保护区先后对周边重点学校近800名师生进行了热带雨林保育、鱼类资源保护等巡回讲座；策划了“拯救海南墨头鱼”等行动，50多名大中小学生和部分村民参加了鱼类放流活动。“农村中小学活动不多，有新鲜活动元素加入必然受到热烈欢迎。”保护区社区宣教科科长王云鹏说。 　　“社区工作要一步一步走，先做朋友。”王云鹏说，为融入当地百姓，保护区利用人员结构较年轻的优势，经常派员工参与周边乡镇的社区活动。 　　保护区还在嘉道理资助下，建设了3个保护分站。其中，鹦哥嘴分站是集科研和环境教育多项功能为一体，为保护区和周边社区的培训提供场地。番阳分站由于区域内学校集中，其功能则被定位为环境教育中心。迄今，这两处已经对护林员和当地群众进行了多次培训。 　　新经济 　　元门乡红茂村背靠鹦哥岭保护区，面向大片农田，三面环山，风景秀丽。红新瀑布从原始森林中倾泻而下，白练百米，引人入胜。瀑布在山脚汇成一条小河，绕村而过。用本地稻米和山泉水酿造的红茂米酒，远近闻名。 　　村委会副主任王宏耀站在自家的3亩田旁，打开藏在小山脚下的鸭舍，一只肥硕的鸭子“嘎嘎”叫着扑腾出来，欢快地钻入稻田中。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保护区的资助下，当地推行“稻鸭共育”已有2年，效果不错。 　　“过去我们的水田里到处是福寿螺，需要买不少农药来打，3亩地每年要花100多元钱。现在好了，不花一分钱，鸭子把所有的福寿螺都吃掉，连螺卵都没有了。过去用农药除福寿螺，农药溶解进水里，只能杀死成体，没法毒死附在秧苗叶子上的卵，而鸭子则可轻松吃到。”说起稻鸭共育的好处，王宏耀关不住话匣子。  　　他认为，这样对生态的好处也很大。过去，稻谷因为打农药有残留，酿出的酒也不如现在香。由于农药毒性很大，连稻田里常见的泥鳅都存活不了。养鸭后，泥鳅种群也慢慢恢复了。与此同时，鸭子在水田里跑来跑去，还能除去杂草，鸭粪直排水田就是很好的生态肥。　　   （下转B6版） 　　　　 （上接B5版） 　　“由于整天在水田里跑，鸭子很健康，鸭肉好吃，市场上抢着要。”王宏耀算了笔账，稻鸭共育能够让他家的3亩田每年多挣超1500元。如此一来，群众信心大振，积极主动参与到各类示范项目中来。 　　保护区科研科科长王合升介绍说，2008年底，保护区、嘉道理与县乡两级政府开展的农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计划落户红新村。农业专家制定了项目总体规划，工作人员经常与村民座谈，鼓励部分村民尝试软床猪圈、稻鸭共育、旱厕、垃圾分类、农林混种等农村可持续经济发展项目。他们期望村民在看到收益后，能逐步接受这些计划。 　　保护区还为村民修建了集会用的茅草顶凉亭，并为示范项目立下环境解说牌，帮助村民进一步了解项目，也为后期公众教育作准备。作为呼应，教育小组亦将“垃圾分类”和“小菜园”等项目引入小区附近的学校，冀望让永续概念植入人心。 　　在充分分析周边地区致贫的因素后，保护区提出了周边地区脱贫致富的政策思路。一是配合各级政府及社会的扶贫力度；二是考虑到保护区自身力量有限，通过示范式、引导式而非输血式扶贫的办法，帮助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三是通过劳动力的转移缓解周边社区人口日益增长对保护区的压力。 　　而劳动力转移有两种方式，一是推动当地教育发展，让学生通过考学、掌握更多知识的途径，以自己的能力走出大山。二是保护区尽己所能聘用了当地人为护林员，吸纳了约200名劳动力就业。 　　道银村护林员符国华，以前主要靠打猎挖山货来谋取现金收入，1年才数百元。如今做护林员，1个月就有固定收入1400多元。 　　新困惑 　　便文村最近开了一次村委会会议，内容是新农保，村支书王业才却先讲了个外地人捕鸟在便文被抓的事件。 　　以录音机模拟鸟叫来诱捕鸟类，是一些不法商贩常用的手段。那天，四五个外地人开着摩托车进入森林，将录音机放在布袋里，放出模拟公画眉的叫声。由于公画眉叫声好听，长得又漂亮，所以能诱使无法分辨的母画眉来自投罗网。两只画眉鸟就这样被抓。村民王秀梅发现后，立刻报告村委会，村委会通过电话、广播，召集了好多村民一起出动，终于把这几个外地人给截住了。 　　王合升觉得，这是当地环保教育取得显著成果的一个典型案例，“便文村坚持大会小会讲环保的作用很大。” 　　“保护区建立前，我有10多年没在村边见过野猪脚印了。”王业才说，现在村子靠山边到处都能看到野猪足迹。这种生态恢复的喜人景象，如今在保护区很多地方都能看到。 　　然而鹦哥岭管理站副站长刘磊觉得，要实现和谐护林社区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年来陆续发生的一些反复性事件，在增添他和同事的困惑的同时，更坚定了他的这一看法。 　　保护区拨钱支持村里发展，村支书却不肯签名要这笔钱。这是发生在高峰村的咄咄怪事。 　　我们把目光回溯到2008年7月。当时保护区、嘉道理与高峰村委会协商，成立了鹦哥岭高峰社区保护协调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乡干部、村民代表、保护区工作人员组成，下设自然村管理小组，每个管理小组3-4名成员。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协调社区生活、生产对资源的利用与森林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共同探索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式，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提高社区群众的生活水平。 　　“成立这一委员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区共管。”刘磊说，这是保护区设计好的迈向和谐护林社区的必由之路，高峰村是第一个试验的村子。然而，委员会在运作2年后，在拨款及其使用方式上，保护区却与村支书产生了矛盾。 　　“我们希望拨款跟项目走，由委员会掌控；而村支书则希望钱不跟项目走，由自己掌管。”王云鹏说，原来签订协议时，商定保护区2010年起每年拨付村里的7.8万元中，3万多用于帮助特困生、奖励优秀生，4万多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委员会没有法人资格，只能通过村委会下发款项，而村支书是村委会的法人代表，他不签约这笔钱没法下拨。委员会也因此于今年1月宣告解散。 　　目前，保护区采取的对策是，将钱以奖学金、农业补助等方式直接发到村民手中。 　　令刘磊们困惑的还有：村民外出考察引进的香草兰因气候不宜，种植不是很成功；有些村庄的稻鸭共育，在保护区不再提供鸭苗后陷于停滞；旱厕、软床猪圈等在经济较好的村庄不受欢迎；以及上述公益活动，在保护区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保障收支平衡；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保护区开始摸索新的对策。例如，改种香兰草为种林下牧草；将旱厕、软床猪圈等放在偏远山村推广。此外，针对稻鸭共育出现的问题，保护区新的要求是，提供10只鸭苗待长成后村民必须上缴一两只成鸭，从而增加村民动力，力争收支平衡等。 　　周亚东说，鹦哥岭周边地区的贫困表现出长期、持续性的特点，因此其彻底解决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有些反复也是必然的。必须正确把握脱贫致富与森林保护之间的关系，避免急功近利式的以资源消耗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周边地区在脱贫工作中必须掌握的原则。 　　“一个新保护区的诞生后，只要找到了办法，不断摸索前进，就必然会迎来越来越大的希望。”周亚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