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高虹  梁昆 彭青林　　   图/伍立杨 　　“彭刘杨路到了。”经过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的公交车，报出这一由三个姓氏所组成的站名。在不远处的首义广场上，彭刘杨三烈士雕塑昂首屹立；如今的武昌造船厂后院，一座碧瓦红柱的六角小亭中竖立着一块洁白石碑，上书“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辛亥首义“三烈士”的故事，正以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武汉这座“首义之城”中流传。 　　枪响之前并不沉默 　　100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然而，枪响之前并不沉默。 　　由于消息走漏，原定10月6日的武昌起义未能如期举行，起义指挥部决定将起义时间延至11日。不料，革命党人在秘密进行起义的准备中，发生了“孙武炸弹案”，一天之内武汉三镇革命组织的机关连遭破坏。隔着一条长江天堑，武昌和汉口在当时是两座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市，武昌的革命党人对汉口发生的重大变故并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初来乍到的武昌首义总指挥蒋翊武按黄兴的统一部署行动，派人请湖北新军步马工辎炮各营代表到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小朝街85号机关开会。 　　在武汉生活了半个世纪的长江日报记者、作家罗时汉，在著作《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中这样描述：10月9日晚上，小朝街85号机关往来党人络绎不绝。有人从街上叫来一个放留声机的人，打开匣子，一遍遍播放《三娘教子》、《华容道》、《空城计》等戏，掩人耳目。9时多，有人跑来报告外面风声很紧。蒋翊武和留下的彭楚藩、刘复基、梅宝玑、陈宏诰等人商议是撤是留，一时都拿不定主意。 　　将近10时，楼下有人拍打院门，分外震响。“谁？找什么人？”门内的人问。“找你们当家的呀，快开门！”门外话音未落，军警随即砸开院门一拥而入。刘复基打开小型炸弹上的引信，用力向楼梯口扔去。没想到楼梯狭窄，炸弹碰到栏杆反弹到楼上，只听到轰地一声，刘复基仰面倒地。结果在场的革命党人全部被捕。 　　是夜，被清军警破坏的还有武昌胭脂巷、黄土坡等处的革命秘密机关，武昌起义濒于被扼杀的境地。 　　彭楚藩慷慨赴死 　　9日深夜至10日凌晨，湖广总督瑞澂立即命令组织军法会审。彭楚藩，首义军中第一位赴死的勇士。 　　彭楚藩字青云，原名祖藩，1887年生，湖北鄂城人。他少年好学，通经史，长诗文，16岁时投笔从戎，初入炮队当兵士，每天奔至各队从事革命活动。后改名楚藩，入宪兵学校，毕业后当上陆军警备队第一队伍长，推为宪兵营革命同志的总代表。 　　“其实，身着宪兵制服的彭楚藩本来可以脱险，但他走了几步又踅了回来。有个当官的质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是来办案的。那当官的诈他，宪兵营今晚没任务，你来这里办什么案子？走，跟我们到厅里去说话。”罗时汉说。 　　督署大堂，汽灯高悬。彭楚藩被带上来了，督练公所总办、参议官铁忠见他身穿宪兵制服，怕牵连自己的妹夫宪兵营管带果清河，便有心为他开脱，“你是宪兵，是奉命侦察革命党还是奉命抓捕革命党？是哪个糊涂到这步田地，把你当革命党抓来了？”还准备叫左右给他松绑。 　　出乎意料的是，彭楚藩大笑着说：“老子就是革命党，谁为你满人去捕革命党？” 　　就这样，彭楚藩大义凛然，慷慨赴 　 　　彭刘杨路。通过这条由三个姓氏所组成的路名，以彭刘杨为代表的辛亥先烈已然成为武汉最深的城市记忆之一。 　　1911年10月9日，武昌起义机密泄露，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3人执行任务时先后被捕。他们坚贞不屈，严守秘密，于翌日凌晨被杀害。当晚，武昌首义枪响。 　　100年前，正是张之洞主“湖北新政”时培养出的一大批“70后”、“80后”、“90后”新军，面对内忧外患，纷纷投身革命，搭上“辛亥号”这趟历史列车。 　　首义彭刘杨三烈士塑像。 　　伍立杨 摄 　　死。在湖广总督署东辕门外被斩前，年仅25岁的他仍高呼“轩辕皇帝万岁”。  　　那一夜，大雨滂沱，似乎在为英雄而泣。 　　武昌首义的实际主帅刘复基 　　将彭楚藩斩首后，清军趁热打铁提审刘复基。罗时汉评价，“刘复基是起义军事总指挥部的灵魂人物，他的牺牲是革命党人的重大损失。” 　　1884年，刘复基出生于湖南常德一个私塾先生家庭。在流亡日本时，刘复基由宋教仁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他到上海创办革命刊物《竞业旬报》，介绍湖南老乡蒋翊武参加同盟会，并一起加入湖北新军。辛亥年正月初一，文学社在蛇山奥略楼正式成立，蒋翊武出任社长，刘复基出任评议部长。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相互争夺势力时，刘复基巧妙斡旋，推波助澜，促成两个革命团体共同成立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文学社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亦被推举为常驻总指挥部的三名军事筹备员之首。  　　100年后，已经从湖南常德机械厂退休的刘继尧，依然经常试图还原祖父刘复基28岁面对行刑队时的残酷一幕。 　　人称“小诸葛”的刘复基，亲自参与制定起义计划却未及实施，这叫他死犹不甘。当时，刘复基脸上、身上伤痕累累，在拒捕时还被巡警的刺刀戳瞎了一只眼睛。陪审官督署文案陈树屏见他沉思不语，以为可以说动，就劝他投降以戴罪立功。刘复基感觉受到莫大侮辱，破口大骂陈树屏，气急败坏的陈树屏当即命令把刘复基推出斩首。 　　此时的武昌，夜深人静。在总督衙门前，刘复基在雨中大声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呼声在望山门内外回荡，久久不散。 　　杨洪胜在运送弹药路上被捕 　　把杨洪胜带上堂审讯时，天快要亮了。 　　杨洪胜生于1875年，是湖北谷城人，铁匠出身。1903年投入新军，任第八镇第十五协三十标正目（班长）。1911年4月加入文学社，后奉命请假离营，在第十五协西营门外中和门附近租房开杂货店作掩护，担任交通联络员。 　　杨洪胜生前所见的最后一个同志，是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正目熊秉坤。当时，杨洪胜受辛亥革命首义重要领导者之一的邓玉麟所嘱，送来两百颗枪弹。杨洪胜对熊秉坤说，“我晚间再送些炸弹来”。黄昏时分，杨洪胜手提竹篮，内装子弹外覆青菜，再次前往工程营“送货”，结果无功而返。回到自家店附近时发现有军警搜查，杨洪胜转身就跑，边跑边投出3颗小型炸弹，都没有炸到尾追不舍的军警。他跑到工程营前面的伏龙寺后菜园内躲藏，被军警搜索出来，押解到湖广总督衙门。 　　自制炸弹爆炸后，杨洪胜自己反倒被炸伤了。当时，他是坐在地上受审的，面部焦如黑炭。铁忠等人要他说出小型炸弹从哪里来，要送到哪里去，还有哪些党羽。杨洪胜一概不说，反倒高声叫骂，“老子是革命党，你们要杀便杀，问这些做什么？” 　　凌晨5时，总督署东辕门外的鼓声第三次响起，正届第三个本命年的杨洪胜就这样慷慨赴死。 　　100年前的“80后”、“90后” 　　武昌首义前夕，瑞澂下令进行搜捕了很多革命据点，均大有斩获，但为何只杀了彭刘杨三个？ 　　“这是一种巧合，也是属于武汉三镇的数字宿命。”罗时汉认为，辛亥革命高层领导“孙黄黎”并称，中层领导是“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基层代表就是牺牲在黎明前黑暗中的彭刘杨。因彭刘杨终是不屈，没有透露他们所知道的南湖炮响各营出动的秘密计划，使瑞澂对防止新军炮兵、工兵和步兵的全盘举动未加措意。可以说，彭刘杨三烈士的生命坚守，掩护了一场伟大的起义。 　　彭刘杨三人牺牲的消息，非但没有使起义中断，反而激起革命党人的百倍勇气。当晚，武昌首义爆发，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能够在湖北武汉爆发，除了革命党人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以外，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张之洞治鄂的十七八年间，湖北积淀了近代文明的基础，尤其湖北新军成为当时清朝最强的两支新军之一。”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说。19世纪末叶，张之洞派遣吴殿英、张彪、黎元洪等赴日本学习近代教育，重点在军事教育，随后派吴禄贞、蓝天尉等武备堂学生入日本军事学校留学，试图建立一支装备、训练西洋化的湖北新军。 　　“湖北新军一概不收兵痞，而是大量吸收有文化的农民和读书人、青年诗人等。”冯天瑜说，当时，科举制度日渐式微，年轻人都在另寻出路，其中很多人投入新军，这大大改变了湖北新军的成份。这些一百年前的“70后”“80后”、“90后”心忧国家，极易受到新思潮影响，使得他们基本被革命党人所掌握，成为辛亥武昌首义的主力。 　　武昌起义成功后，“首义三武”等祭奠了彭刘杨三烈士，后来又在旧督署辕门外建造三烈士亭，还把平阅路改成了彭刘杨路。 　　在这条有故事的路上，三位“小人物”的群雕与阅马场那边的“大人物”孙中山铜像相伫相望，笑看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