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 一 　　编者按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海南周刊自8月29日起开辟《宋耀如史话》专栏，约请海南学者钟一撰写系列文章，为读者层层解码宋耀如这位为辛亥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隐君子”的传奇人生。 　　专栏开辟以来，已陆续刊发了《宋耀如：生于1861还是1866？》、《宋耀如：祖籍山西还是河南？》、《祖辈是不是客家人？》、《始祖韩显卿迁琼有多久？》、《曾祖父为什么是韩仁循？》5篇文章。这组文章史料翔实、考证严谨，厘清了诸多谬误，还原了不少历史真相，赢得了读者和学界的关注。 　　按原定发稿计划，《宋耀如史话》专栏接下来拟刊发的本是《祖父韩锦彝是“老洪”头头吗？》。 　　然而，今天，2011年10月10日，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宋耀如是何时认识孙中山的？他对辛亥革命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这些问题显然尤为读者所关注。因此，本刊特约请作者撰写《认识孙中山是在1892年吗？》、《认识孙中山为什么说是在1894年？》、《为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否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函促”孙中山归国意义何在？》5篇文章，以飨读者。　　宋耀如与孙中山二人的认识，是他们宕荡人生历程中的重要篇章，也是他们共同铸就的时代杰作。自那以后，宋耀如终其一生都在无私帮助孙中山，倾力支持革命。对中国革命造成至关重大的影响，由此也奠定了宋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与历史影响。 　　那么，宋孙认识于什么时候呢？史料的记载是在1894年，但是又有说法说是在1892年。 　　要说“1892年说”的源头，其实还是出现在日本学者的研究心得中。久保田博子在《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兼论宋庆龄在中国革命的地位》（1984年）中说：“1892年陆皓东由上海到广州，与孙文等革命同志有过来往。……宋嘉树去广东，通过陆皓东与孙文联系是有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久保田博子说到此事时还犹豫不定，用了“有可能”的说法。但是，这种本是“可能性”的事情，到中国史家笔下便变是言之凿凿的事实了。 　　林博文在《近代中国史第一女主角》中说：“1892年，经陆皓东介绍，宋嘉树结识孙中山。宋决定全力支持孙中山，并以财力资助革命。” 　　林日兴著《海南史》（2002年）说：“宋氏热爱祖国，倾向革命。l892年经陕西省陈浩东介绍结识孙中山，并成为挚友，他家也就成了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和秘密通讯机关。”文中“陕西省陈浩东”应为“广东省陆皓东”。 　　这些著者说的还只是“结论”，未见考证，那么这些结论又是来自何处？其实来自一些专家学者的“考辨”。 　　这很大程度上，是对孙中山一段回忆的“自说自话”。 　　1912年4月，孙中山在《致李晓生函》中这样述说与宋耀如的旧事：“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今宋君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 　　陆皓东，名中桂，号皓东，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孙中山同乡和村塾学友。1884年到上海，入电报学堂学习，毕业后派至上海电报局充领班生。1890年因觉在沪碌碌无为，乃由沪返粤。1895年10月26日,兴中会谋划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广州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陆皓东等人被捕后于11月7日就义。 　　宋耀如之所以被称为革命的“隐君子”，后人所本正是孙的《致李晓生函》。查《辞海》，“隐君子”即隐士，即隐居不仕的人。观宋一生行事，其以“从事教会及实业”的公开身份，而“隐则传革命之道”，这个名号用在他身上真的是恰如其分。后人已经看到宋是一个“不求知于世”的不事张扬的低调行事者。 　　孙中山说“二十年前”曾与宋耀如初谈革命，而宋“二十年来始终不变”，以1912年来“推算”，那么“二十年前”即1892年。一些专家学者就是这样机械地“算出”孙宋认识的开始日期是1892年的。 　　尚明轩在《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1986年）中就这样说：“孙中山是宋庆龄之父宋嘉树（字跃如）的同志和朋友。宋嘉树与孙中山的交往，过去一般认为是开始在1894年春季，即孙中山为了谋求民富国强，偕陆皓东北上上书李鸿章时，途经上海而结识的。然而，孙中山在1912年4月17日《致李晓生函》中云：宋嘉树乃是‘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据此，再结合1892年陆皓东曾到广州与一些人有过交往，宋嘉树到广州有可能通过陆皓东与孙中山联系的推断，他们二人结识的时间要比1894年为早，应是在1892年间前后。”这些内容，作者还写进所著《宋庆龄传》 　　 　 　　（1990年）之中，影响可见一斑。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所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1992年）中，也这样摇摆不定地说：“孙、宋两人至迟在1894年就已相识，甚至还可能更早一些。”看来，作者是受到“考辨”说的影响。 　　尚明轩的“推断”也还是出于“有可能”的考量，而若说“考辨”最为认真吃力者，当数沈渭滨。在见识他的“考辨”之前，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在其所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1993年）中，原本是这样清楚地写着：“1894年春，孙中山偕陆皓东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途中在上海逗留时结识宋嘉树，宋完全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成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热心支持者。” 　　但是，到后来他在《孙中山与宋嘉树》（2009年）的文章中，则这样明确指出：“断定两人首次接触于1894年，不合情理”。此文先是作为2009年4月“宋耀如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收入在当年9月出版的《宋耀如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之后又以《孙中山与宋嘉树首次接触考辨》为题，发表于当年第8期的《探索与争鸣》上。 　　作者首先申明孙宋认识的意义，颇有见地：“孙中山与宋嘉树，既是志同道合、终身不渝的革命同志，又是结秦晋之好的翁婿。孙宋关系是辛亥革命史、宋氏家族史研究的重要篇章。其中，孙宋的首次接触，不仅奠定了孙宋关系的基础，而且对宋氏家族的尔后影响和发展至关重大。” 　　之后作者又设问：“孙中山和宋嘉树的第一次接触始于何时？至今仍扑朔迷离”，“其实，根据孙中山自述，两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892年。”其根据就是孙中山1912年4月的《致李晓生函》：“信写于1912年4月，所称‘二十年前’，上推应是1892年；又曰‘初谈革命者’，当属首次接触之谈，但信中没有提及接触的地点在哪里。”又称：“‘二十年前’是一个明确的时间限定语，不是一个模糊的约数。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其他时间的情况下，不应作为约数来解读。” 　　对此，我们现在可以初步回答，这个“二十年前”是个时间约数，而不是定数；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孙宋初次认识于1894年，而不是1892年。 　　作者又说：“现在没有史料可以说明宋嘉树为什么在1892年会和孙中山有所接触。比较合理的解释，一是双方都是基督徒，宗教救世的信仰，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二是两人都有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共志。” 　　这就有点奇怪了。两个人“相知”可能需要共同的志向或者说志同道合，但两个人初次相识需要这样的思想境界来“约定”吗？作者还用很大篇幅来解释孙宋“首次接触的思想基础”，实在大可不必。我们还未听说两个人在某个地方、某个场合认识，是需要“思想基础”的。 　　作者又“考辨”说，孙宋认识的居间“撮合人毫无疑问应是陆皓东”。但是，再看文中这些模棱两可的语言，结论焉能让人相信？这些连作者自己都无法判断的话语如：“现在没有确切资料说明陆皓东何时结识宋嘉树”，而陆皓东“与执教于该堂主日学校的宋嘉树相遇相识，并非没有可能。这虽是推测，但合乎情理”。“陆皓东与宋嘉树之所以选在1892年南下，没有具体作证的史料，但可以从若干蛛丝蚂迹中寻绎出比较合理的解析。” 　　作者还从天时、地利、人和、机遇等方面进行“考辨”孙宋的初次相遇，然后说：“孙中山、宋嘉树，在陆皓东居间介绍下首次相聚的地点，极有可能在香港。”又说：“综合上述分析、论证，可知1892年宋嘉树在陆皓东同下，在香港与孙中山首次相聚，畅谈革命，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孙、宋首次交往，奠定了日后革命同志和亲密战友的坚实基础。从此，宋嘉树在‘从事教会及实业’的掩护下，‘隐则传革命之道’，成为一个对上海辛亥革命作出贡献而很少为世人所知的革命‘隐君子’。” 　　两个素昧平生的青年人认识，还需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乍听真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至于说以“推测”代替事实，把“可能”说成“就是”，这已不值得一“辨”了。 　　1892年，宋耀如开始经商，并宣布离开布道团，成为一手捧《圣经》、一手握钞票的上海传教士兼买办；而此时年方26岁的孙中山，刚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毕业典礼于1892年7月23日举行），是年（1892）秋被聘为澳门镜湖医院医师，由是开始行医的日子。至年底，他向镜湖医院药局借到本银两千元，在澳门开设中西药局，“为贫病义诊”。第二年（1893）春，孙中山被澳门葡籍医生排挤，转去广州继续行医。可见，此时的孙中山，如同今天刚走向社会的研究生，刚谋得一份职业，一定要附会孙中山的《致李晓生函》，将孙宋两人的第一次接触“考辨”到是1892年，实在是枉费笔墨了。 　　对此，已有文章提出了很有针对性的看法。余菁在《同志、朋友、翁婿———孙中山与宋耀如》（2009年）中说：“孙中山1892年的活动轨迹是翠亨、香港和澳门，并未到上海；而从孙中山致李晓生函内容看，孙中山始终强调的是宋耀如在上海的主题，说宋耀如有可能去广州与孙中山联系显然主观猜测性太强，不足为证。”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孙中山与宋嘉树》（2009年）中大量引用了于醒民等著《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传》（2008年）中的内容，大大削弱了文章的说服力。 　　于醒民、唐继无、高瑞泉著《宋氏家族第一人》，1986年11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国内学者撰著的宋耀如传记中影响最早也是最大的一部。到1987年6月第2次印刷时，印数已达5.5万余册之多。该社1997年1月又以《宋耀如全传———宋氏家族第一人》为名分上下册出版。到2008年5月该书又再次出版，但书名改为《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传》，出版社改为东方出版中心，著者只剩下于醒民、唐继无，对这些改变，书中无任何说明。 　　此书在国内的影响实在太大，有太多的文章、著作的作者，全然无顾该书的小说家笔法，把一些可能是虚构的宋耀如的事情，当作“史实”来加以介绍传播。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那些严谨的治学者，对此书颇感头痛。 　　不足为据说。周伟民、唐玲玲在《美国杜克大学档案馆所藏宋耀如档案的学术价值》（2009年）中说：这是一部精心结构的文学性小说，其中许多情节是虚构的。因为（宋耀如）资料十分缺乏，小说家言不足为据。 　　毫无学术价值说。黄亚平、宋时娟在《宋耀如、倪珪贞生平史实若干问题辨析》（2009年）中直指该书“是一部传记类文学作品”，毫无学术参考价值：该书在国内大众层面的影响非常大，对学术界的影响也不小。该书易被当作信史看待。但究其全书性质，大量的情节纯属虚构，非但不能算作学术著作，就连文学传记也称不上，只能算是人物类小说，毫无学术参考价值。 　　其实，对于要“考辨”孙宋首次接触历史的沈渭滨来说，他对此书也是心有纠结的。他在文中引用了书中不少内容，但心中不踏实，所以又不得不说：“引宋嘉树的这些话，由于作者都没有注明资料来源，而且全书带有明显的文学描写色彩，不足作为可靠史料予以采信。但考虑到作者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史学工作者，自称写作本书前曾广泛查阅了国内外各种报刊、档案，力所能及的访问了宋家亲友并加以考订核实。所以虽不可尽信，但相信不是杜撰。我在宋嘉树早年资料奇缺的情况下，不得已录而用之，借以勾勒出宋嘉树早年思想的大体脉络。” 　　欲以“不足作为可靠史料”的、“不可尽信”的、“不得已而录用”的“三不”材料，来“考辨”历史的真相，给出结论，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这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