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 一 　　1894年春夏间，孙中山北上天津投书李鸿章，途经上海，在此结识了宋耀如。他们“初谈革命”，开始了既是同志又是翁婿的时代。 　　为什么说是1894年呢？ 　　我们还是要重复孙中山1912年4月的《致李晓生函》：“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今宋君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 　　陆皓东是1895年牺牲的，孙中山见到宋耀如，不禁有所感慨，藉以追思他们近二十年前的“屡作终夕谈”之往事。这也是人世间常情。 　　孙中山对宋耀如的这段评价，受到后人较多的关注，也做出不同解读。 　　唐玲玲、周伟民在《从罗刚编著》看宋耀如与孙中山的关系》（2009年）中的这个看法，显示了严谨治学者的真知灼见：“这段记载十分重要，孙中山对宋耀如的评价，十分确切，显示了宋耀如高尚的人格魅力。从1894年至1912年共18年，这里孙中山说的二十年，是个概数。孙中山与宋耀如的革命情谊，前后20年始终不变。宋耀如为革命事业倾囊相助，‘上海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这是赞扬他对革命事业的极大贡献。更可贵的是，孙中山指出宋耀如‘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诚如是言，‘世之隐君子’是孙中山给予宋耀如的崇高评价。宋耀如倾全部的身家财产贡献于孙中山革命事业，不为名，不求利，默默无闻，连革命史书上也很少看到宋耀如的名字，与当时一些争名夺利的势利之徒相比较，实乃云泥之别。” 　　而王乐德在所编著的《宋庆龄母系倪氏暨父系宋（韩）氏家谱》（2004年）中的这种看法也是很有道理的：“二十年始终不变”是何含义?第一是说宋嘉树不改“二十年前”“初谈革命”的初衷，在从事教会和实业的工作中，坚持“隐则传革命之道”；第二是说宋停留在“隐则传革命之道”，这种“谈革命”的层面上，未能参加武装起义等革命行动，是位“从事于教会及实业”的人士。 　　但是，也正因为宋系革命的“隐君子”，隐伏在革命的后台，所以在孙中山革命的公开记录上，有关他的革命事迹记载不多，为后世历史研究者留下了求证的艰难。 　　回到孙中山所说的这个“二十年”，我们现在就是要当作是一个时间概数，而非时间限定语来看待。千万不要由此机械地推论孙宋相识于1892年。 　　这除了有其它的史料“旁证”之外，还因为这是私人信函，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叙事时间。李晓生（1888－1970年），广东番禺人。1906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1910年赴英。1911年10月武昌辛亥革命成功，时在伦敦的李代孙处理函电。随后孙邀其一起回国。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南京时，李任总统府秘书。 　　再者，写此函时孙中山刚解临时大总统职（4月1日），让位于袁世凯，已是在野之身，所以自称“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由是忆起一段陈年往事，如是哪有必要顾及他们初次认识的具体的年份？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孙在写此函时只是模糊地记得与宋认识是“二十年前”的事，至于具体是哪一年，他恐怕一时也未能记得。 　　此外，1912年距1894年是19个年头，怎么“二十年前”就不能理解为是一个约数？所谓“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其他时间的情况下，不应作为约数来解读”，可是我们偏偏能找到不少这方面的资料来加以佐证。 　　在我们看到的“其他资料可以证明”孙宋初次认识于1894年的材料中，冯自由的记载 　　是最重要可信的。 　　冯自由是谁？他是兴中会成员中“最年幼者”，有“革命童子”之称。冯自由字建华，原名懋隆，后改名自由。广东南海人。1882生于日本长崎一个侨家庭。189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兴中会支部时，其父冯镜如为长崎支部负责人，冯自由也随父宣誓入会，时年14岁，为年龄最小的会员。冯自由曾经自喻：民国前八九年（1904、1903年）革命轶事，除了他和刘成禺二人外，“无人知其详”。所著《革命逸史》是他根据香港《中国日报》及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等编写的，记载的都是“最有根据及最有价值之正史材料”，因而该书被史学界认为是颇有参考价值的第一手史料。这都说明，冯自由是兴中会时代的见证者，所记述是真实可信的。 　　冯自由在所著《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革命逸史》第三集）中记载说：“宋嘉树，号跃如，总理于甲午冬北上过上海时识之，即宋子文之父。”甲午年即1894年，可见孙中山是这年结识宋耀如于上海，并由此开始他们的革命事业。但文中的“冬”当是笔误，孙是在是年的春间前往上海的。 　　对此，冯自由在所著《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中，又在“革命运动第八年甲午（民国纪元前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年 阳历一八九四年）”条目下记载：“至甲午春，遂偕陆皓东买舟北上。……既抵沪，暂寓三洋泾桥名利客栈。……时总理复结识陈廷威、宋躍如二人。廷威为水师将弁，由官应介绍相识。乙未（民前十七年）曾应总理招，回粤参加义举。躍如字嘉樹，粤之琼州人，为耶教传道士。” 　　作者在此用“结识”两字，颇见忠实于历史的用心。表明此时“刚走向社会”的孙文，与已经在上海滩“抗战八年”（从1886年1月开始）的宋耀如，身份地位的不相同。 　　就凭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和《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中的这些记载，就用不着我们去“考辨”孙宋是相识于什么时间了。 　　还有，陈少白著《兴中会革命史别录》，中有《陈廷威之略史》云：“甲午年在沪，由郑官应介绍结识孙先生”，即郑官（观）应介绍陈廷威认识孙中山。这也是旁证孙宋认识于1894年。 　　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其它资料来“旁证”。 　　吴相湘（1912－2007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他“留心孙先生生平言行三十余年”，引用英国、日本外交档案写成《孙逸仙先生传》（1984年）。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一八九四年春，孙先生北行到上海时，与宋耀如相遇。宋是在上海的中国人中第一位聆听孙先生革命观念的。因两人背景至少有五项相同：（一）出生于同一年，中国人所谓同庚。（二）同为广东省籍。（三）少年时都远赴海外，先习商，后求学。（四）都信仰基督教，且志愿为传教工作。（五）海外感受，目睹西人进步，国人故步自封，都有革新祖国宏愿。加以由上述孙宋两人都具有强烈民族与个人自尊心及独立奋斗精神，故两人一见如故。宋完全赞同孙的见解，愿以余生尽力协助孙完成建设新中国志愿。从此成为孙先生革命运动的热心支持者。” 　　因为孙宋两人有太多相似的背景，是以能在上海“一见如故”，这说的是实情；而不是如“考辨”者说，连两人认识也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基础”。当然，吴说宋孙生于同一年（1866年），也是一种说法而已；我们已经知道，在《韩氏族谱》的记载中，宋耀如是生于1861年。 　　斯特林·西格雷夫，美国著名作家。他耗费十几年的心血，完成了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宋家王朝》（1985年）。该书从辛亥革命前宋耀如的发家写起，直至1975年蒋介石去世，宋美龄移居美国和宋庆龄1981年逝世为止，历时百余年。对了解现代中国历史和中美关系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材料。对此书的价值，黄亚平、宋时娟在《宋耀如、倪珪贞生平史实若干问题辨析》（2009年）中谈到这样的看法：在宋耀如和宋家早期的史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宋家王朝》等著作，给我们认识宋耀如、研究宋耀如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和书信等重要的历史资料。 　　《宋家王朝》（1985年）中，同样写到宋孙1894年认识于上海：“一八九四年，宋查理遇到了秘密社团里的一位兄弟，此人后来成了他的至亲挚友，并且使他变成了革命者和逃亡者。他们的名字在从事历史上一项重大密谋活动的过程中，被婚姻和神话的纽带永远联结在一起。他们一道迷惑满人，使满清帝国濒于崩溃，一推即垮。”“此人姓孙名文。作为暴动的煽动者，他受到满清密探的追捕，因此用过许多化名。但是，为全世界所熟悉的一个名字是孙逸仙。他在早年受到异化教育，抱负弥坚。”“一八九四年初，孙北上，以便到天津亲自向李鸿章陈述自己的主张。他途经上海时遇见了一位三合会会友，名叫宋查理。” 　　孙宋不但相识于上海，而且是在教堂之中。这也是《宋家王朝》（1985年）中所写：“孙和宋的第一次接触是在穆尔捐建的卫理公会教堂里，是在星期日做礼拜之后经人介绍而认识的。孙一生里经常到教堂里去寻觅新成员。他常爱说：‘我不属于由各种教会组成的基督教，而是属于革命者耶稣的基督教。’” 　　罗刚编著的《中华民国国父实录》（1988年）同样记载说：“当孙中山本年初至沪，遇之与谈革命，耀如赞同国父之见解，愿尽力协助。”文中说的“本年”是1894年。 　　台湾“国立国父纪念馆”出版的《追随国父革命群英小传》（1999年），当中的“宋嘉树传”写道：“甲午年夏，国父偕陆皓东北上，途经上海，与之相识，初谈革命，志同道合，支持革命事业，其后贡献良多。国父对其从事传教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暗中印行宣传刊物，甘冒生命危险而始终不渝，誉为‘世之隐君子’也。” 　　庄政在《孙中山的大学生涯》（1995年）中的这段议论，即使做为孙宋相识历史的小结也是很合适的：“相传一八九二年间，他已结识孙中山先生，果如斯，他俩很可能是在广州或香港见面的。他是国内最早闻其宣传反清革命的少数人之一。比较可靠而普遍的说法：一八九四年春，中山先生为求国富民强，渴望当道接纳他的改革之道，爰撰《上李鸿章书》，痛陈救国大计。偕陆皓东北上，途经上海，经陆介绍，结识宋嘉树。宋对孙甚表支持与敬重，早闻其人宣传革命道理，心仪已久，此番相晤，彼此畅谈素愿，志趣相投，宋愿鼎力相助。” 　　至此，在如此之多的史料复合佐证之下，宋孙1894年首次认识于上海，或者说“初谈革命”于上海，这还用得着去怀疑或“考辨”否？ 　　当然，孙宋“初谈革命”之革命，自有一番含义。此时的“革命”其实是造反的同义语，他们谈论的是反满复汉事业。直到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等流亡日本时才从神户出版的报纸上得到启发，“革命”二字始为党人所沿用。 　　冯自由在《革命二字之由来》（《革命逸史初集》）中，这样解释说：“在清季乙未（1895）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辞。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原来，“革命”还是泊来品。 　　我们还要指出一点：宋耀如同孙中山相识，还有1886年之前的说法。 　　宋庆龄在《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中说：“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时常向中国学生演讲宣传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必要。我父亲那时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们成了好朋友并一起旅行。” 　　张珏在《在宋庆龄像前的回忆》（1994年）中也这样写道：宋庆龄说，她父亲宋嘉树(又名耀如和查理)青年时代在美国结识孙中山。“在美国，孙逸仙先生正向学生演讲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必要。父亲和他相遇了，一起旅游。”宋耀如回国后，“在住宅后面设印刷厂，印宗教册子。同时也印秘密革命册子。那时我们都在童年。父母嘱咐，不可告诉任何人并禁止带出革命册子。父亲以后也在经济上援助孙先生。”“儿童时代我们就知道革命的故事。那时候称他们为‘长毛’。因此我在美国时十分渴望来自祖国的消息。” 　　孙中山于1879年赴檀香山读书，此时的檀香山尚未隶属于美国，且与美国距离遥远，之后他又相继在广州、香港等地学医。而宋耀如自1878年到美国，再到1886年初回到国内（上海）之前，一直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从未到过别处。可见，孙宋二人在1886年之前的活动轨迹无任何交叉之处，宋庆龄此说与实际不符，应是误记。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