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 一 　　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1894年7月25日），正忙于处理因朝鲜问题引起的中日外交交涉及撤军事宜的李鸿章，理论上无暇顾及南方一个不知名青年人的上书。但是，孙中山却利用这个战事的机会，在檀香山建立了他的革命组织──兴中会。 　　这就是孙中山后来在《建国方略》中所回忆：“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 　　先是天津上书失败，又在京津等地目睹腐败黑暗的景象，孙中山对清廷彻底失望，遂放弃改良的思想，决意走上革命反清的道路。对此，冯自由在《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中说：“时中日二国因朝鲜东举党乱事，交涉紧张，鸿章藉辞军务匆忙，拒绝延见。仅由罗丰禄代领得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一纸。总理由是深知清廷腐败无可救，且亦不能资以进行中央革命，遂决计乘中日交涉失败举国人心愤恨之机会，自赴美洲，向华侨募款回国实行起兵计划。”  　　1894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由郑观应设法代领出国护照，从上海经日本到达檀香山，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陈少白在所著《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说，孙中山上书失败，闷闷不乐回到上海后，“陶斋看见了，就替他想方法，到江海关去领了一张护照，请他出国去设法，孙先生也就乘轮到檀香山去了。”陶斋即郑观应。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1984年）中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丧师辱国消息传布，国人深感刺激悲愤。孙先生见民心可用，决心把握时机，组织团体，共策进行。是年(一八九四年)十月，孙先生持郑观应设法代领的出国护照，自上海启行经日本前往檀香山。” 　　郑观应又是如何设法代领孙的出国护照呢？这是很难求解的问题。于醒民等著《宋氏家族第一人》（1986年）中说到宋耀如此事，但对于书中这些事关孙中山赴檀的极为重要的内容，我们无法查证其真确性：“是年（1894年）10月l0日，孙逸仙在上海登上了去檀香山的轮船。他的行李中，有宋耀如辗转托人为他办理的出国护照，有宋耀如慷慨捐助的一笔数额可观的经费，还有华美印书馆印制的兴中会章程等宣传品。” 　　檀香山又称檀岛，是当时中国人对夏威夷群岛(Hawaii Islands)的通称，惯常称夏威夷为檀香山(简称檀山)，日本人则称布哇。夏威夷于1898年成为美国领地。当地华侨又习称夏威夷首府火奴鲁鲁(Honolulu)为檀香山正埠，或檀香山大埠(简称檀山正埠或檀山大埠)；现今“檀香山”则是火奴鲁鲁的别名。 　　孙中山这次赴檀香山的背景与结果，冯自由在《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形容说：孙中山“抵津上书后，数诣幕府请谒，鸿章均拒弗见，总理因知清廷腐败无可救药，遂决意赴檀香山，拟向亲戚故旧募集资金，归国大举革命。是岁秋冬间由沪放洋至檀，得亲友之助，于十一月间首创兴中会于火奴鲁鲁埠。” 　　对于宋耀如而言，这次孙离沪赴檀，他简直就是孙潜伏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 　　这是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1985年）中给出的说法：“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甲午)战事开始了。孙仍未开始为他的广州暴动组织人马。他首先需要有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团体，还需要有经费来源。于是，他又离上海去夏威夷，同时让宋查理留在上海，经常把新情况告诉他。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夏威夷开始组织一个名为‘兴中会’的团体。有一百二十位夏威夷华侨起而响应，加入该会。” 　　证之年底宋耀如“函促”孙中山归国发动起义的义举，斯特林·西格雷夫的这种说法应是可信的，是以此乃宋“革命隐者”身份之发端。 　　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孙中山在会上首次提出“振兴中华，挽救危局”的宗旨，并宣布由他起草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开篇即谴责清朝统治者谓：“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 　　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涂[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 　　孙又陈明时势、直抒成立兴中会胸臆：“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恃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 　　会毕，各会员填写孙中山起草的《檀香山兴中会盟书》，谓：“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会盟书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实为入会盟的秘密誓词，是带有共和政体的政治纲领。 　　兴中会是革命党的发源，大凡治辛亥革命史者，都以1894年孙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作为他开始革命的标志。 　　而在孙自己看来，成立兴中会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立党”环节，是立党之开始。1923年他在《中国革命史》中说：“乙酉（1885）以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于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甲午以后，赴檀岛美洲，纠合华侨，创立兴中会，此为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然同志犹不过数十人耳。” 　　尽管是立“党”之始，但名称仍是“会”，这是民间秘密结社影响的一种烙印。此后出现的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其组织名称也都离不开一个“会”字，如兴中会、强学会、保国会、自立会、光复会等等。这说明了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民间秘密结社会党和教门外，没有出现过其他一个可资借鉴的组织形式、组织名称。参加兴中会中的很多人，也都是洪门中人，孙中山在开始组织团体结合同志时，组织名称使用了与洪门会党相同的“会”，定名为兴中会，就是很自然的事了。11年后（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也不脱“会”的窠臼。 　　孙中山创立檀香山兴中会，用今天治史者话语体系来表述，就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面对国家的疲弊和清政府的无能，年仅28岁的孙中山愤然出国，至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朝帝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这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拉开了序幕。 　　兴中会成立的情况如此，那么，宋耀如是否加入兴中会呢？ 　　关于宋与兴中会的关系，于醒民等著《宋氏家族第一人》（1986年）中不吝笔墨，多处描写。比如，说孙上书失败回到上海住在宋家之后，就谈到“兴中会”的事情：“宋耀如开设的华美印书馆这时成了孙逸仙联络同志的据点”，“他们没有立即成立组织，原因是人数太少———总共还不到十个人。但是，牛尚周已经为这个即将诞生的革命团体取了个好听的名字：Young  China  Party(少年中国党)，并商定，一俟成员超过十人，便正式宣布成立。孙逸仙提议，这个团体的名字译成中文以‘兴中会’为妥。这样，既可在各国之间通用，又颇具民族特色”；“成立正式组织必须有一个章程。孙逸仙将自己关在宋耀如的书房里，整整三天三夜，拟出了兴中会章程的初稿”，“宋耀如拿过章程，立即驾车赶到华美印书馆，自己排字，自己付印，连夜印出了几千份。” 　　书中还说：是年（1894年）10月l0日，孙逸仙在上海登上了去檀香山的轮船。他的行李中，“还有华美印书馆印制的兴中会章程等宣传品”。 　　《宋氏家族第一人》（1986年）中甚至写到，1895年1月下旬，孙逸仙迎着凛冽的寒风赶到上海，然后决定马上到香港去，“临行之前，宋耀如建议将兴中会章程再修改一下，比如，开首的‘中国积弱，非一日矣!’就可改成‘中国积弱，至今极矣!’‘好!好!这样一改，更符合国势垂危之情。’孙逸仙十分高兴，他很欣赏宋耀如的认真。很快，几千份修改后的新章程又带着油墨的清香送到了孙逸仙的面前。” 　　鉴于此书带有文学性的性质，加之书中全无资料出处的注明，因此我们无法取信这些内容。对于以小说家笔法写出的作品，我们实在不忍心当作信史来看待。 　　其实，如果我们认真一点，很容易发现“破绽”。比如，“少年中国党”与“兴中会”关系之说，冯自由在《兴中会始创于檀香山之铁证》（《革命逸史》第三集）中指出“少年中国党与兴中会，有同风马牛，兴中会始终未闻有少年中国党之英文名称”，是以也就无这个团体的名字译成中文是“兴中会”之说。 　　但是，对于权威著作的说法，我们就要认真对待了。 　　吴景平、郭岱君编著的《宋子文与他的时代》（2008年）说宋耀如加入了兴中会：“由于早年家境贫寒，目睹世间种种不公，以及在美国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宋耀如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十分不满。1894年甲午战争后，国难更甚。此时，宋耀如结识了孙中山，对他非凡的勇气和信奉革命的精神深表钦佩，成为国内最早一批接受孙中山革命救国道理者。不久，宋耀如加入了兴中会。” 　　我们已经知道，宋孙认识于甲午战争发生之前，而不是这之后；至于说宋加入了兴中会，这可能是唯一见为诸文字的说法，但不知作者所本。由于文中全无注明出处，读之似乎宋耀如加入兴中会是自然的、当然的事，对此，我们是存疑的。 　　证之冯自由的说法，可以说，宋耀如并没有加入兴中会。 　　冯在《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革命逸史》第三集）中，罗列了兴中会初期孙中山的友好及兴中会同志的姓名事略，时间在孙肄业广州博济医院（1886年）至乙未重阳广州起义（1894年）失败日为止。事略按姓名、籍贯、职业、党派及社团四个方面排列，当中有：“宋嘉树  琼州  传教师  基督教”。既然“党派及社团”注明是“基督教”，那么就说明宋耀如（宋嘉树）是一个传教士，他并没有加入兴中会。 　　又冯自由在《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革命逸史》第四集）中说：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统计此十一年间之兴中会员，人数亦颇有限。其有名籍可稽者约计总数不满三百人”。逐一对照文中所考“籍可稽”的286人，也并无宋耀如。 　　其实，兴中会之创立，发展之途甚为艰难。冯自由在《兴中会组织史》（《革命逸史》第四集）中说：兴中会成立后，有相继入会者，“会员总数约一百三十人。是月二十七日（即阳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开始收取会员会底及银会股银，两项所得不满美金二千元。” 　　他在《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中又指出：“当时民智闭塞，国人桎梏于满虏淫威压迫之下，畏惧官吏，甚于蛇蝎，鲜有敢赞同起兵造反之说者。故兴中会之倡议，附者寥寥。海外各埠先后成立之分会，仅四五处，然亦旋起旋蹶，只有一香港中国日报为确定不易之永久机关耳。统计此十一年间之兴中会员，人数亦颇有限。其有名籍可稽者约计总数不满三百人。与其后同盟会之遂年兴盛，殆不可同日而语。” 　　尤其要看到，宋耀如此时的活动范围是在上海，而事实上兴中会的影响未及上海。 　　此中情形，冯自由在《兴中会组织史》（《革命逸史》第四集）中说：“就兴中会之组织及地域而言，自乙未（按应为甲午，1894年）檀香山第一次会成立以迄乙巳（民前七年，1905年）改组同盟会之十一年间，经总理及杨衢云、陈少白三人所设置之总会分会凡十区，一即总理最初发起之檀香山第一次会。二为乙未（1895年）香港总部，外称乾亨行。三为乙未（1895年）广州分会，外称农学会。四为乙未（1895年）横滨分会。五为丙申（民前十六年，1896年）杨衢云经手之南非洲分会。六为丁酉（民前十五年，1897年）陈少白经手之台湾分会。七为壬寅（民前十年，1902年）安南河内分会。八为癸卯（民前九年，1903年）特设之东京革命军事学校。九为癸卯（1903年）檀香山分会之复兴，希炉埠及各小埠分会属之。十为最后之甲辰（民前八年，1904年）旧金山分会。”以成立分会为标志，兴中会的影响限于华南地区和海外，宋耀如还不至于到这些地方去入会的。 　　宋耀如没有加入兴中会，那么，他与孙中山创立的这个组织是否发生联系呢？ 　　冯自由还有一篇《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革命逸史》第三集），文前列出陆皓东、宋嘉树等173人名单，谓“以上陆皓东等一百七十三人皆为兴中会会员或赞助革命之同志。其籍贯事略，已载拙著《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一文中。兹不赘述。”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宋耀如当作是“赞助革命之同志”。 　　要之，宋耀如未加入兴中会，不是兴中会会员，这是可以肯定的。他是作为兴中会时期孙中山的“赞助革命之同志”而载入史册的。由此，我们更能明白孙中山对他的明里“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暗中则“传革命之道”评价的深刻含义。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