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 一 　　1894年的宋耀如，不只是在上海与孙中山“初谈革命”，而且是在年底作出“函促”孙中山归国的惊人义举，由此就有了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所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一封信函，奠定了宋耀如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地位。 　　先是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后，活动开展并不顺利。孙中山在所著《建国方略》中忆述说：“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它之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 　　此又见于1923年孙中山撰《中国革命史》中：“甲午以后，赴檀岛美洲，纠合华侨，创立兴中会，此为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然同志犹不过数十人耳。” 　　不过，孙的这个记述表述未尽准确。从他所说“乃赴檀岛、美洲”看，他已赴檀香山及美洲，其实未尽然。对此，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1984年）中写到兴中会成立及孙拟赴美洲之行未行的原因时说：“孙先生‘美洲之行’真意，文献无征。是否因檀岛华侨反应不甚热烈，拟再往西行，观察美洲大陆华侨的情绪。或是来檀之初即原有经美国赴欧洲学习农桑。今不能知悉，但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很高的。” 　　吴接着说：“嗣因‘上海同志宋耀如函促归国’，乃决定中止西行。” 　　吴氏在《孙逸仙先生传》（1984年）中就“后来孙先生终于领得出国护照”又补注说：“孙先生领得护照后不久，是年(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中日黄海大战，中国失利。孙先生闻讯怃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于是前往檀香山在困难中组织兴中会，并拟续往美国。旋得上海同志宋嘉澍(宋子文等之父)来信促归。孙先生即至香港设立兴中会。翌年遂有广州之役。” 　　历史的情景是，面对兴中会成立后惨淡的局面，孙中山欲自檀香山作美洲之行，宣传发动革命。也正是在此时，清廷在战争中惨败，人在上海的宋耀如见有机可乘，便函促孙回国举事。所以，他的美洲之行便中止了。 　　孙中山在《革命缘起》中也是这样回忆：“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返国以策进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遂开乾亨行于香港为干部，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而此举实即明年（1895年）广州起义的准备。 　　宋函促孙归国，时间是在1894年12月。《国父年谱简编》中说，孙于中华民国纪元前十八年（1894年）十二月下旬，自檀香山返香港。 　　但是分析孙中山的回忆，则事发1895年初。时“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之说，查高丽（朝鲜）既失，时间为1894年9月15日，当日清军平壤失守，日军占领之；旅顺失陷在11月22日，日军进入旅顺，制造了灭绝人性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持续四天的大屠杀，先后有两万余无辜的人惨遭杀害；威海卫被日军占领是在1895年2月17日。威海海战是中日甲午海战决定性的最后一战，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致使其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当我们认定宋是1894年底函促孙归国时，就可以认为孙的回忆，就时间概念而言是个约数，这其实也是我们把孙中山《致李晓生函》中的“二十年”理解为约数的又一个考量。 　　证之冯自由《兴中会组织史》（《革命逸史》第四集），也是说孙甲午年12月初旬束装归国：兴中会成立后，“总理以事机日迫，急于返国”，“至十二月初旬，总理核算所得，约合港币一万三千元，遂即束装归国。同志先后返香港参加义举者，有邓荫南、宋居仁、夏百子、陈南、李杞、侯艾泉诸人，是为乙未（民国前十七年）九月广州首义之导火线。” 　　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1984年）中甚至说：“就何宽保存当时兴中会收入款项表，其 　　中有‘支孙逸仙自带一百元，支付电信回上海电资二十元０八角’，应是孙回电宋耀如报告在檀工作情况：创立兴中会，以‘申民志、扶国宗’为宗旨，不提及驱除鞑虏等等。宋也可了解一切。” 　　辛亥革命史上的这个“函促归国”事件，幸亏孙中山清楚说到，且明确记载下来，使得宋的这个义举得以流传，甚至写进国民党党史之中，省得今天我们再来“考辩”，徙然增加读者的负担，是为读史者幸事。 　　国民党元老邹鲁所写《乙未广州之役》中记载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事发生，总理以时势可乘，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总理有兄眉，在檀岛经营牧畜业，总理往依之。以光复号召于侨民，并筹募举义兵债，适值清兵屡挫，高丽既失，旅顺、威海卫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腐败渐呈，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函促总理归，总理乃偕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李杞、何旱、陈南及欧美术师将校数人归国。于乙未孟春抵香港，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黄咏商、杨衢云、谢缵泰诸人，策划进行，欲袭广州以为根据。” 　　同样的内容，作者又写进《中国国民党史稿》中：“时适清兵经败于日本。朝鲜既失，旅顺、威海卫继陷，北京、天津亦岌岌可危。清廷腐败尽露，人心激愤。上海同志宋耀如乃函促总理归国。总理遂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返国以策进行。” 　　孙中山的回忆，只讲到宋“函促归国”之事，但无函之内容。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所著《宋家王朝》（1985年）中说：“一八九四年十二月，正当孙仍在夏威夷群岛四处觅求金钱支持的时候，他收到宋查理的一封急信。信中说：中国政府在日本人手中遭到了一系列丢脸的失败，公众对满清气愤至极，他们必须迅速行动。孙大为振奋，于翌年一月初离檀香山去香港。一批夏威夷华侨随着他前去，准备参加起义。宋查理留在上海照管财务，并且充当孙在长江流域的耳目。” 　　从书中所引宋函的内容看，的确是清兵败绩、人心愤激，由此带来革命者可以迅速行动的机会。与孙所言无异。 　　因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屡现败绩，给颠覆清廷者以可乘之机。宋耀如此前已经与孙中山密谋革命，这就是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1985年）所描述的他们“立即开始策划一次武装起义”的情景：“在虹口查理家的书房里，这些密谋造反的人通宵达旦地共商准备起义的事。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广州———在那里，搞阴谋施诡计已成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可见，“函促归国”之举，这并不是件孤立的事件。宋耀如为什么对孙有如此“唐突”的兴动呢？它们之间早已嵌入密切的关联因素。 　　作为潜伏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宋耀如尽了他的责任，看到重要机遇出现，觉得时不可待，就飞函孙中山，促其立即归国，举行义举。这是治史者都看到的。 　　高良佐1940年代所著《孙中山先生传》写到此事：“孙中山以夏威夷群岛面积狭小，殊难有发展余地，有意前往美国大陆进行革命宣传，宋耀如来函说明民众对满清在中日战争的挫败，气愤至极，力却孙中山往邻近中国的香港发展，必有成效。孙中山阅信后大为振奋，遂1894年12月下旬自檀香山返港筹划广州起义。”  　　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1984年）中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失利，天津北京告急。宋认为是革命良好时机，故函促孙迅速回国。” 　　而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1988年）中也写道：1894年“十二月中旬……国父得宋耀如自沪来函促迅速回国，及香港方面同志之敦促，至是乃偕邓萌南、夏百子、陈南、李杞、侯艾泉等自檀香山返国。”作者又介绍宋耀如说：“当孙中山本年初至沪，遇之与谈革命，耀如赞同国父之见解，愿尽力协助。耀如在沪认为此时正为革命良机，遂函促国父归国。” 　　宋耀如函促孙中山归国，此事的历史意义，就是直接引发“乙未广州之役”的发生。国民党元老邹鲁所写《乙未广州之役》中说：“纪元前十七年（乙未）九月九日，总理举义广州，事败，陆皓东等死焉，是为乙未广州之役。”接着作者就写到“前此一年”“上海同志宋躍如函促总理归”之事，体现了两者的因果关系。 　　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1985年）中写道：“孙在发动起义之前派了一位代表到上海去向查理等人通报最后决定的计划。”考虑到书中又写到一位持同情态度的英国新闻工作者、《德臣西报》驻香港记者托马斯·黎德获准列席了那几次谋划会议，此说当不是作者的编造。 　　但是，此役未经发动而失败。原本兴中会决定于重阳节起义，商定由孙中山拟订攻取方略，朱淇起草讨满檄文和安民布告，黎德、何启等起草英文对外宣言。10月26日至28日(九月初九日至十一日)，由于谋事不密，事先被清政府查觉，香港英国当局也曾将兴中会活动情况暗中电告两广总督，广州清军乃大举出动，封闭革命机关，搜捕起义人员。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就这样未及发难即遭失败。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回忆说：此役“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时被株连而死者，则有丘四、朱贵全二人。被捕者七十余人，而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与焉，后竟病死狱中。其余之人，或囚或释。此乙未九月九日，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也。”乙未年即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 　　后又在《中国革命史》中说：“乙未之秋，余集同志举事于广州，不克，陆皓东死之；被株连而死者，有丘四、朱贵全二人；被捕者七十余人，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与焉，遂庾死狱中，此为中国革命军举义之始。” 　　此次广州起义是由宋建议、孙及兴中会领导的革命党人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暴力革命形式宣告一种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它由于事泄失败，陆皓东等被捕后于11月7日(九月二十一日)英勇就义。这次起义是以后革命党人一系列武装起义的起点，甚至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的先声。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 　　高良佐著《孙中山先生传》说：这次起义“虽然未及爆发即遭镇压，但却成为晚清革命运动的重要起点，经过17年的屡仆屡起的流血奋斗，终于创建了中华民国。”也因为如此，今人看到，宋耀如对辛亥革命、创建民国的贡献，首先就表现为促使孙中山于1894年底归国筹划广州起义。 　　孙中山被迫抛家弃子流亡海外，长期在海外从事反清活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等三人先后离粤赴港，旋东渡日本，流亡海外。 　　广州起义过程中，广东籍京官得故乡来信后即上奏报告，中有“现在孙文首逆远飏，党类尚多。窃恐酿成巨患”云云。是年(1895年)12月2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清廷特颁发上谕，云“该匪首孙文杨衢云纠合党类”，潜谋不轨，“着谭锺麟、成允严密访查，务将首犯迅速捕获，以期消患未萌”。对此，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1984年）中说，“这是孙先生姓名首次出现于清廷公文书，也是一年以后孙先生‘伦敦蒙难’的由来。” 　　广州起义的流产，导致了人员被捕、烈士死难的严重后果，但孙中山由此而成为“著名人物”。他被清政府到处悬赏通缉，一夜之间成了著名人物，成了公认的反满事业的旗手。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1985年）中说：“在这次惨败后，孙逸仙成了官方悬赏缉拿的亡命者。”“他的起义计划是失败了，可是他自己却在一夜之间成了著名人物，成了公认的反满事业的旗手。”“此后十六年间，他一直是一名被通缉的罪犯，亡命国外，无法返回中国国土。他比以前更得依靠宋查理的接济，更得依靠党内其它领导人来代他料理革命事务。” 　　11月7日，陆皓东和会党首领朱贵全、丘四等被捕后英勇就义。陆皓东在供词中慷慨表示：“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孙中山后在《孙文学说》中称誉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而宋耀如作为这次孙中山所领导的首次武装起义的发起人，在起义失败后，仍然继续暗中支持孙中山，甘当“革命隐者”。 　　自此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至第十次失败就是“辛亥三月二十九（1911年4月27日）广州之役”。此役被认为是最为壮烈，影响最大，受创最深的起义。 　　孙中山在《革命缘起》中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冈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此为吾党第十次之失败也。”黄花冈亦作黄花岗。该地原名红花岗，起义失败数日后，同盟会员潘达微经由善堂收殓烈士遗骸72具移葬于此，并易今名。后人因亦称是役为黄花岗起义。 　　此役与武昌首义的关联，孙中山在1914年说“第一次革命，虽由武昌起义，而实广东三月廿九之役为之先”。而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1921年12月)中，他又评价黄花岗起义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兴中会与辛亥革命的关联是，辛亥革命从1894年组织兴中会开始酝酿，到1911年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继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之后的第三次革命高潮。 　　兴中会成立后，因为宋耀如的“函促归国”之举，孙中山的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随之兴中会成立后所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建议就来自宋耀如。“函促归国”之举，为辛亥革命、民国史上记上宋耀如的一大功勋。 　　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应有的记忆与缅怀。 　　海南周刊执行主编\林绍炜   封面设计\林海春  官方博客http://blog.sina.com.cn/hainanzhoukan  Email:hainanzhoukan@163.com 微博http://t.sina.com.cn/hainanzhou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