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况味 ] 　　我的家乡是临高县和舍镇冰廉村，一个有十几户的常年绿树环抱的美丽小村庄。和舍镇处在临高、儋州、澄迈三市县交界地，鸡鸣三县闻。三县交界地，唯澄迈县的中兴镇和仁兴镇有军坡节。中兴的军坡节是每年的正月十一，仁兴正月十二。 　　从我记事时起，我家乡赶军坡兴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那些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吃大锅饭，收入来源主要靠生产队。但孩子多的农户多口子吃饭，大都超支。家乡的父辈们利用春节期间农闲和三县交界地的地域优势，不失时机地赶军坡，以赚些钱来维持生计。  　　我家乡赶军坡的土特产品是用竹子编的疏筛子、密筛子和圆型的大簸箕、小簸箕。赶军坡，需提前两个月以上编竹器。在那时，父辈们白天在生产队出工,用午后一小段空余时间采竹子，开竹篾；编竹器和其他工作大都在晚上进行。 　　我是家中的长子，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帮父亲干这些活了。 　　有一年，赶军坡前的那天中午，父亲愁眉苦脸，在一旁喃喃嘀咕。母亲一问才知道，原来刚接到大队通知，军坡节那天，县里要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父亲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县里的第四级“干部”,必须参加。怎么办？父母亲左思右想，一筹莫展。为赶军坡不参加会议？政治责任担当不起；参加会议不赶军坡？没日没夜整出来的东西扔掉太可惜，全家人还指望这些东西到军坡集上换些钱回来以解燃眉之急呢。父亲沉默了半天，最后以商量的口吻对我说：“阿聪去赶军坡吧。”父亲这话一出，我一时回不过神来。无论如何想不到会由我去赶军坡！我没出过远门，没做过买卖，一句海南话都不会讲！看父母亲无奈的神情，我别无选择地答应了。 　　记得那年正月初十下午，父亲去县里开会前，早已将簸箕和筛子分两摞小心翼翼地捆绑好，放在家里正屋的大门外。两点多的时候，我跟着叔叔，带着父母的嘱咐和希望，勇敢地挑起担子，与村里其他伯伯叔叔们一起，十几个人浩浩荡荡出发了。 　　傍晚时分，远远听到了犬吠声。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澄迈县中兴公社敦牙村，借宿在堂伯的远房亲戚家里。这些日子走亲戚，是吃军坡。但是,我们明摆着来是为了赶军坡,我们的礼品是堂伯给主人准备的一个大簸箕和一个密筛子。尽管如此，主人还是把我们当作来吃军坡的亲戚来接待，忙里忙外做晚饭。我太饿太累，早盼着有一顿热饭吃了。 　　敦牙村离中兴墟约五公里，为了赶路，天还没亮，大家都起了身。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中兴墟。那里已经很热闹了，街道两旁几乎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土特产品。我们好不容易在街道边上找到摆摊的地方，我在叔叔的照料下将摊子挨着他摆。摆了半天，无人问。偶尔有人来，也只是看了看就走。“今年的货太多，买卖不好做。”叔叔皱着眉头说。冰冷的小雨滴被北风裹挟着，不时飘落在脸上，我和伯伯叔叔们长时间站立着，个个嘴唇发紫，冷得直打哆嗦。忽然，远处传来了喧闹的锣鼓声、唢呐声和鞭炮声，这是当地人在游冼夫人神像、游公，人们在虔诚祈福。一群群比我小的、与我一般大的甚至比我还大的小孩在人缝中到处乱窜，互相追逐、嬉戏。相比之下，我却要看住我的东西，为我的买卖发愁。 　　那年的价格太贱了，一个簸箕以往通常可卖一块五元，那年最高才卖八毛。我语言不通，卖出的第一件货物是在叔叔的帮助下完成的。后来，一有顾客光顾，尽管话有些夹生，我学叔叔大声喊出每样货物的价钱，任由顾客挑挑拣拣。买卖做得很艰苦，直到下午集市散去，谁都没有卖完，差不多都还剩下一半的货。我们凑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憨笑着。 　　伯伯叔叔们盘算了一下，决定继续赶仁兴的军坡。 　　从中兴到仁兴有十二公里的路程，我们不敢怠慢，为赶在天黑前到达仁兴，大家在小食店吃点东西就匆忙上路了。路上匆匆走着很多我们的同路人。雨还在下，满地泥泞，北风呼呼响，天更冷了。我们在仁兴没有亲戚，跟外村的同路人一起住到了别人的亲戚家。吃军坡，主人认为多来人热闹，不细究来的是何方宾客。离开时，给主人的小孩一些压岁钱，礼仪上过得去就行了。那天晚上，由于人多，床不够睡，天又冷，我和伯伯叔叔们围着火堆，互相靠着“睡”过夜。 　　值得高兴的是，仁兴的军坡赶得异常顺利，价格不仅比中兴略高，东西也好卖，中午过后就全卖完了。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我们个个笑逐颜开。吃过午饭，伯伯叔叔们便买这里的土特产，最受欢迎的是青梅锄头柄和白茶木扁担。同时，大家都买了鞭炮，按惯例准备在返程路上燃放，庆祝赶军坡胜利归来。 　　我没有买土特产，只买多多的鞭炮。在回家的路上，带着完成父母交给任务的喜悦，我无比兴奋，这些天来的苦痛和酸楚已抛到九霄云外，一路不停地点鞭炮。掌灯时，回到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我点了一串长长的鞭炮，给村里人报平安！ 　　回到家了，我将赶军坡得的二十多元钱全部拿了出来，父母亲笑得合不拢嘴。有了这些钱，我们家可以办好多好多的事情呢！